自己；若要继续读书，那就没有余钱兼顾打扮，花样年华的张爱玲选择了后者。对从小就常常“缺席”的母亲，张爱玲“一直是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的，但是和母亲一起生活后：在她的窘境中三天两天伸手问她拿钱，为她的脾气磨难着，为自己的忘恩负义磨难着，那些琐屑的难堪，一点点地毀了我的爱。同时看得出我母亲是为我牺牲了许多，而且一直在怀疑着我是否值得这些牺牲。我也怀疑着。常常我一个人在公寓的屋顶阳台上转来转去……我觉得我是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了，被裁判着像一切的惶惑的未成年的人，困于过度的自夸与自鄙。

    这时候，母亲的家不复是柔和的了。她再度感到无家可归。

    不久她离开上海到香港大学求学，而母亲也偕同美国男友去了新加坡，在那里搜集来自马来西亚的鳄鱼皮，加工制造手袋、腰带等皮件出口。一九四一年底，新加坡沦陷，其男友死于炮火，张爱玲的母亲逃难到印度，曾做过尼赫鲁两个姐姐的秘书。而在香港沦陷后不久，张爱玲回到上海，她和母亲失去联系，她与姑姑同住。

    此时姑姑刚在年初被英商怡和洋行裁员，到电台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在上海大光明戏院做翻译工作。她无力负担张爱玲再转入上海圣约翰大学读完最后半年的学费。于是张爱玲因学费问题而回到逃离四年多的父亲的家和父亲商谈。但这一次父女相见，却成为他们最后真正的诀别。张子静说：“那是姐姐最后一次走进家门，也是最后一次离开。此后她和我父亲就再也没见过面。”

    后来母亲曾在难挨的困境中回到上海，那是张爱玲已经成名后，但又被上海小报攻讦为“文化汉奸”的一九四六年，当时张爱玲不仅丧失了发表文章的机会，更遭受丈夫胡兰成因汉奸逃难又外遇的精神创伤。在如此双重的打击下，张爱玲对母亲的艰难处境，想必有着感同身受的谅解。

    据张子静的回忆说：“我母亲回国那天，我表哥陪我姑姑及我姐姐去码头接船。表哥看到我母亲走下船，戴着墨镜，很瘦，形容憔悴。我姑姑在一旁说：‘哎唷，好惨！瘦得唷！’我姐姐在一旁不作声，只是眼眶红了。”

    但一九四八年，母亲再次离开中国，临走时带走了张爱玲的一张照片，从此直到一九五七年她孤独地在英国病逝，她没有再回到中国，当然也没有任何机会再和张爱玲见面。而一九五二年张爱玲向香港大学申请复学获准，七月持港大证明从广州坐火车经深圳赴香港，以继续完成学业为由离开大陆。次年张爱玲的父亲在上海因肺病去世，享年五十七岁。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张爱玲搭“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离港赴美，从此到一九九五年中秋节前在美国洛杉矶去世，四十余年间，她再没有见过那“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的上海月亮。张爱玲不幸的童年，却成了她创作上的大幸。因为童年的“缺失性”经验所引起异常认知和想像力的活跃，都转化成为她创作力的泉源。童年的经验对她而言是刻骨铭心的，虽然因为成长和生活的变化已经“自组织”和“再创造”过，在记忆和回忆之间更有着遗忘的筛选。但在相关的情感、心境为中介之下，在偶然机遇的触发下，它就直接地进入作家的笔下。这正如作家巴金在谈到他写时的情形，他说：“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去，我好像在挖开我的记忆的坟墓，我又看见了过去使我心灵激动的一切。在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就常常目睹一些可爱的年轻的生命遭摧残，以致于到悲惨的结局。那个时候，我的心由于爱怜而痛苦，而同时又充满憎恨和诅咒。”

    巴金只是目睹，对张爱玲而言却是切肤之痛，因此当她发而为文时，那就不仅是诅咒而已，简直是鞭笞。鞭笞这个被封建主义的腐朽和现代文明两相冲击而颠覆了的家族。

    在这没落的贵族中，论者梁鸿指出，“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