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有时仍能显示其权威，但实质上已经“缺席”。张爱玲晚年在《对照记》中，虽然花很多篇幅去回忆她的祖父母，但她却说：我没赶上看见他们，所以跟他们的关系仅只是属于彼此，一种沉默的无条件的支持，看似无用，无效，却是我最需要的。他们只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祖父、祖母甚至李鸿章带给张爱玲的，只是贵族的血液而已，虽然这种身分是她需要的，但跟随而来的却是更多“最后贵族”的腐烂窒息的气味。在张爱玲的《花凋》、中祖父祖母处于缺席位置；在、中的老太太，虽仍掌握着代表权力的钥匙，但父辈和孙辈在她们面前貌似尊重，背后却各行其是。何以如此，只因这没落的旧式大家庭都是逃往租界避难的，它意味着某种断裂和接受。断裂的是他们将失去了祠堂、宗庙，他们没有了祖先的象征，也就失去了使他们气定神闲、骄傲自大的依靠；而接受的是中西文化交融最快、最繁荣，各种新生事物最多的十里洋场，他们被完全地隐在历史的背后，遭受着被遗弃的痛苦。学者宋家宏认为是张爱玲小说中“自叙传”色彩最为浓厚的一篇。尽管有论者指出其主人公聂传庆是张爱玲柔弱的弟弟张子静，但就如张爱玲一贯的拼贴做法，其间更有着她自身的投影。这篇小说可以看做是张爱玲主体心灵的告白。

    故事开头聂家是已衰颓的旧式家庭，除了一些死钱外，就只剩下了黑沉沉的荒凉，传庆自幼生长在这荒凉的气氛中。他很清楚父亲之所以还可以关起门来耍威风，是因为还有些臭钱。当他还在十二三岁那个渐醒人世的年龄时，他就盼望将来以“钱”来弥补自己的渺小。他要取代父亲，他在废弃支票上练习签着“聂传庆”的名字，也因此触动了父亲暗藏的恐惧，他挨了父亲的耳光。父子间的敌意已昭然若揭，但他还得无可奈何地萎缩在父亲的高压下生活。

    他渐渐醒悟，等他可以取代父亲，拥有他的天下时，他可能已被作贱得不像人了。于是他在寻找着一切可能的逃离方式，然而他无法逃离。为了生存与学业，他还得终日忍受着羞辱与奚落，胆战心惊地在父母治下讨生活。每日向他的父亲与继母请安，为他们烧烟泡。更为可悲的是“他发现他有些地方酷肖他父亲，不但面部轮廓与五官四肢，连步行的姿态种种小动作都像。他深恶痛疾那存在于他自身内的聂介臣。他有方法可以躲避他父亲，但是他自己是永远寸步不离地跟在身边的”。逃不了，他已经像绣在屏风上的一只鸟，打死了也不能飞下屏风去。

    从零星的传闻和推测中，他得知，二十多年前，也就是他还没有出世的时候，他有脱逃的希望。他的母亲当时若是嫁给了言子夜教授，他就有可能是言子夜的儿子——一个积极、进取、勇敢而有思想的人，一个幸福的人。言子夜成为他畸形倾慕的对象，成为一个完美的化身。

    但言子夜的一声断喝，击碎了他的梦，也摧毀了他的精神家园。“他父亲骂他为‘猪，狗’，再骂得厉言些也不打紧，因为他根本看不起他父亲。可是言子夜轻轻的一句话就使他痛心疾首，死也不能忘记。”于是他恨那个健康、活泼、充满青春朝气的言子夜的女儿言丹朱。他疯狂地认为言丹朱是夺去自己“真正父亲”的敌人，他咬牙切齿地喊叫道：“告诉你，我要你死！有了你，就没有我。有了我，就没有你。”

    “他用一只手臂紧紧挟住她的双肩，另一只手就将她的头拼命地向下按，似乎要她的头缩回到腔子里去。她根本不该生到这世上来，他要她回去。”传庆将倒在地上的丹朱弃之山中，回家去了。他倒在床上，“脸上像冻上了一层冰壳子。身上也像冻上了一层冰壳子。”但小说的结尾是“丹朱没有死。隔两天开学了，他还得在学校里见到她。他跑不了”。“逃不开”，成了他毕生的宿命！写聂传庆四岁时母亲去世，无独有偶的，张爱玲也是在四岁时被母亲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