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最后贵族的记忆与鞭笞4
在中,聂传庆无法选择环境,也无法选择自己的父母,他的生命来自一次偶然,但他却要为这种偶然承担永久的责任。因此小说写道:“她(传庆的母亲)死了,可是还有传庆呢?凭什么传庆要受这罪?碧落嫁到聂家来,至少是清醒的牺牲。传庆生在聂家,可是一点选择的权利也没有。”
张爱玲对人的存在的理解,对亲子关系做了深刻的否定。因为她本人即是残忍之父手下的牺牲品,当她被幽禁半年,而父亲居然不管她的死活时,她“病了半年,躺在床上看着秋冬的淡青的天,对面的门楼上挑起灰石的鹿角,底下累累两排小石菩萨——也不知道现在是哪一朝,哪一代……朦胧地生在这所房子里,也朦胧地死在这里么?死了就在院子里埋了。”她无疑是最能认清父亲本质的人。
因此学者林幸谦在论及张爱玲笔下男性形象的处理模式时,他归纳为三种:
第一,采取“杀父书写”,直接把男性家长/父亲从文本中排除,构成男性家长缺席的“无父文本”。诸如:的梁家和葛家、《沉香屑——第二炉香》的蜜秋儿家、的白家、的佟家、的席家、《相见欢》的荀家、《留情》的杨家、的段家、的姜家、的姚家、的顾家、的谭家和周家等传统男性家长都一一缺席。
第二,把男性家长/父亲写进文本,但由始至终却都置之于“去势者”的角色,成为女作家笔下白色笔墨的被观凝群众,形成“去势模拟”的透视镜。诸如:里的姜二爷、《桂花蒸阿小悲秋》里阿小的男人、《沉香屑——第二炉香》里蜜秋儿的先生、《花凋》里的郑先生和中的姚二爷等人。
第三,对于一些较为正面的男性人物,即那些在文本中以正面形象出现的男性角色,最终却在叙述中以去势模拟的手法处理,加以讽嘲、贬压和丑化。诸如:《沉香屑——第二炉香》的罗杰安白登教授和《创世纪》的毛耀球等等。
至于母亲的形象,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可分为两类:一是像中的曹七巧、中的梁太太,美丽、残暴而有着被压抑的情欲和疯狂的金钱欲和统治欲;一是如中的席五太太和中的娄太太,《花凋》中的郑太太,她们没有鲜明清晰的面貌,只是一群活动在舞台背景深处的可有可无的人。她们没有自己的思想行为,随着每个人的思想滚动而滚动,她们无所适从,总是小心翼翼地讨好丈夫、孩子和周围的每一个人。而相对于另一类像中的曹七巧,她一生披着沉重的黄金枷,压抑着爱、情欲,又亲手扼杀了儿子长白、女儿长安的幸福。学者曹书文认为七巧在某种意义上是曹、姜两个家族利益的牺牲品,姜家以牺牲家族名誉来换取健康的媳妇,而哥哥曹大年则以牺牲曹七巧的青春为条件,得到了地位的满足和经济上的补偿。而曹、姜两个家族的大大小小所组成的“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驱使七巧渐渐对正常的人性、人情丧失了最后的信心,她由常态发展为变态,由“被人食”而成为“食人者”。
曾经充满青春活力的七巧,被卖断嫁给姜家一位丧失性功能的男人,她不但在丈夫身上得不到情爱的生命体验,反而要日夜照顾他。但由于道德舆论的束缚,她只能将这种正常的人性欲求狠狠地压抑下来,她愈压抑就愈渴望得到满足,于是她向小叔姜季泽挑逗,但姜季泽的欲迎还拒留给她难以磨灭的感情创痛,最后她只能在爱恨交织中打发残余的人生。
她以变态、扭曲的方式来求得感情的宣泄和心理平衡,她千方百计地折磨死儿子的两个媳妇,无非都是要从情感上、肉体上占有自己的儿子,但“伦理道德”的禁忌又使其只能用深夜扣住儿子,以探测隐私的方式来折磨媳妇,进而满足自己畸形的情欲,演化成为人性、人情变态的极致。因此曹七巧的悲剧,既是家族制度的悲剧,又是生存和人性的悲剧。尤其是在她有幸取得了经济大权时,她已经被异化为男权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