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我等不及，立刻跟钱先生到印刷所去看清样。”钱公侠与张爱玲应是熟识的，在这之前他们同在《杂志》写稿。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六日《杂志》社在康乐酒家举行“集评茶会”，出席的人员中就有钱公侠。

    《记张爱玲》一文其中有一段说：“她一贯地懒惰，还是什么都‘我忘啦！’我记得有一次她欠交了一期作文，我催他，她说‘我——’我不等她说下去，便接着说‘——忘啦！’她笑笑，隔不多久，她交来一篇。我一看，却就是的上半篇，原来她要把这一篇充两期作文哩！所以最近在报上看到了平襟亚先生与张爱玲的一番‘灰钿’交涉，我若有所悟，想起了充两期作文的一桩公案，‘夫子’不禁‘莞尔’了。”汪宏声万万没有想到，他这种玩笑似的联想，正好进一步坐实了张爱玲可能多拿一千元而忘了的负面形象。对“一千元钱灰钿”这件事，张爱玲本不愿多言，为不使自己尊重的国文老师汪宏声甚至大众误解，她写了一篇《不得不说的废话》在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五日出版的《语林》月刊加以申辩：“我替《万象》写。当时言明每月预付稿费一千元，陆续写了六个月，我觉得这样一期一期地赶，太逼促了，就没有写下去。此后秋翁先生就在《海报》上发表了《一千元的灰钿》那篇文章，说我多拿了一个月的稿费。柯灵先生的好意，他想着我不是赖这一千元的人，想必我是一时疏忽，所以写了一篇文章在《海报》上为我洗刷，想不到反而坐实了这件事。其实错的地方是在还未起头刊载的时候——三十二年十一月底，秋翁先生当面交给我一张两千元的支票，作为下年正月份二月份的稿费。我说：‘讲好了每月一千元，还是每月拿罢，不然寅年吃了卯年粮，使我很担心。’于是他收回那张支票，另开了一张一千元的给我。但是不知为什么帐簿上记下的还是两千元。”

    编者钱公侠为公平起见特别在这一期有一说明：“本刊前期所载汪宏声先生之《记张爱玲》一文，其中提到‘一千元灰钿’的话，作者无心，编者失察，致张女士不能不来稿声明，以免读者误会。然此事既与秋翁先生有关，编者乃不能不事前向翁说明，请略书数语，与张文同时发表，以避免片面攻讦之嫌。编者并向翁声明，不能将张文出示，以昭公道，故秋文仅为事实之说明而已。”于是平襟亚又写了《“一千元”的经过》同时登载这期杂志，平襟亚并把的稿费清单附于文后，详注张爱玲收取稿费的日期、数额和取款方式，总之，他坚持认为张爱玲欠款一事确凿无误。而汪宏声有《“灰钿”之声明》：“予之‘若有所悟’乃指爱玲因平先生不加稿费，而缩短篇幅，颇与一稿充两期作文事相类，故而‘莞尔’并非即以‘灰钿’确有其事，亦非以学生时代一篇作文充二篇与作家时代之‘灰钿’云云有何因果关系也。”

    钱公侠对张爱玲是相当推崇的，在一九四五年七月十六日的《大上海报》《谈女作家》一文中，钱公侠说：“她（张爱玲）至今是一个象牙塔里的闺秀。她对于社会曾采取一种孤立主义，远远的站开着，绝不与人缠夹，因为她没有苏青女士那种泼辣大胆，也没有王渊女士那种浑然无我的感觉。人家看她，仿佛又远又高，而她就在那远处高处奏出人间天上的音乐。”

    张爱玲与《杂志》的结缘早于《万象》。一九四三年七月，张爱玲便有小说在《杂志》刊出，直至一九四五年六月，是合作最久、投稿数量最多的刊物。据沈鹏年先生说：“……袁殊看到发表张爱玲，顿觉眼睛一亮，像在群马中发现了骅骝。他便驱车静安寺路常德路的公寓楼上，向这个可以做他女儿的小姑娘移樽就教。张爱玲当然不会知道，此人竟是共产党员。张爱玲本来都是自己投稿的，这一次，《杂志》创办人却来上门约稿了。是张爱玲在《杂志》上发表的第一篇小说，从此以后直至刊物停办，《杂志》上几乎期期有她的文章。脱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