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多公里的重镇都匀。此时，因蒋介石不明日军的真正企图，整个山城为之摇动，以为日军有可能以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掩护，实际上向重庆进军。蒋介石甚至作出了一旦贵阳不保，则退居西昌的打算。这时，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第三方面军总司令汤恩伯都在贵阳指挥作战，戴笠也匆忙赶到贵阳，一方面了解前线情况，一方面指挥军统人员及物资准备撤退。

    戴笠刚到贵阳时，正赶上蒋介石从西北胡宗南处、驻印远征军抽调部队空运至贵州增援的部队将到未到之时，贵阳城以空城迎战，处于一片恐慌气氛之中。何应钦紧张得直跺脚，他对戴笠说：“现在只要给我1个师，我也能抵挡一下呀！可是现在连1个团的人也调不来。”戴笠看到形势实在紧张，也急得没有主意，只得一方面把西南地区的军警部队组织起来，成立了1个临时战斗指挥部，准备在危急时投入战斗，并动员大家作好“保卫大重庆”和“必要时撤往西昌继续抗日”的准备，另一方面，命令局本部总务处长沈醉集中了1000多辆美国援助的十轮卡车，把军统在贵州各地的物资、器材抢运过乌江。军统的物资运得差不多后，又指令沈醉帮助其它单位抢运。与此同时，戴笠还命令周养浩把息烽营的一部分政治犯押过乌江，另有一些中共党员则予以就地枪毙，然后撤退。直到12月5日，日军国不明中国军队虚实，主动后撤，戴笠才松了一口气，并与何应钦、汤恩伯等人庆祝所谓“黔南大捷”，以欺骗国内外舆论。

    1945年初，军统经济专家邓葆光通过对日本经济的深入研究，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判断，认为日本人对这场战争将支撑不到1945年年底。邓葆光完全是从经济角度看问题的，他经过统计，认为随着美军在太平洋上的攻势越来越猛，封锁线越来越严密，日本经济在1945年必将完全枯竭崩溃。戴笠对邓葆光的这个大胆论断也是赞赏的，他相信如果没有钢铁、没有石油、没有橡胶、没有粮食、没有棉纱、没有大批战略物资等等，是无法维持一场高消耗的现代战争的。

    形势的发展很快证实了邓葆光的判断，4月，希特勒自杀，苏军攻克柏林；5月，德国无条件投降；6月，美军攻克冲绳，日本本土的最后一个堡垒失守，“太阳之国”的国土，已完全暴露在盟军的火力打击之下。与此同时，美英苏正在积极筹备波茨坦会议，斯大林元帅应美国政府的要求，按雅尔塔会议协定，正在积极向东线增兵，准备参加对日作战。形势的发展，既出乎戴笠的意料，又使他感到振奋不已。他觉得形势已到了关键时期，此时一步走错，必给全局带来被动，最要紧的就是要把握时机，捷足先登，抢先一步进入南京、上海等中心大城市接收，掌握胜利大接收的主动权，为自己在战后的发展打下基础。

    为了稳定控制东南沿海地区的接收局面，不让异军插手，戴笠将自己的计划向蒋介石报告后于是立即指示军统有关方面抓紧时机进行准备，并决定于6月下旬出发。为了随时委任汉奸伪军帮助接收时的职务，仅军委会的空白委任令就达100多张，盖有军统局公章的公文纸达500多张，随同前往东海接收的人员和警卫达100余人，并有负责人事工作的大特务龚仙舫随行，一行共分乘大小汽车10余辆。这次赴东南地区接收，因有梅乐斯、杜月笙同行，故戴笠在行前，反复与梅乐斯、杜月笙洽淡有关合作事项。为了进一步取得美国政界的支持，根据梅乐斯的建议，邀请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到中美所重庆特警班讲话。

    赫尔利到重庆特警班后，先举行检阅仪式，然后即发表讲话。赫尔利在检阅和讲话后，由戴笠和梅乐斯等陪同到重庆特警班和中美所各部门视察。晚间，戴笠在新落成不久的特警班大礼堂设盛宴招待赫尔利。席间，戴笠极力感谢赫尔利对军统的支持，赫尔利则赞扬戴笠对中美情报合作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