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李立三路线，在主客观条件都不具备的情况下，盲目组织武装暴动，使党的力量受到很大损失。“九一八”事变后，情况完全不同了，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有人仍然认为武装抗战、进行游击战争是“李立三路线”。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罗登贤开始了东北党的方针、路线的转变。

    他认为，在“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无论是江桥抗战的马占山的东北军，还是吉林李杜的自卫军、王德林的救国军，都打击了日本侵略者。满洲共产党人必须从当前的现实出发，制定出团结各阶级、阶层爱国人士和广大群众的方针、策略，才能肩负起自己的历史使命。

    1931年底，在省委扩大会议上，罗登贤指出党在东北的中心任务，是领导人民用民族自卫战争反抗日本侵略者。会议对创建反日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作了部署。

    1932年1月，在罗登贤主持下，省委制定了《抗日救国武装人民群众进行游击战争》的纲领性文件，指出党要支持、援助和联合其他非党的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共同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3月31日，在《中共满洲省委接受中央关于上海事件致各级党部信的决议》中说：

    大规模的组织义勇军的工作，用目前各地的反日战争来动员广大群众建立起义勇军的组织，党应积极领导去参加这一战争，尤其是中东线、松花江、辽西、安东、吉林的地方更须以义勇军组织游击队，在敌人后方（奉天、哈尔滨、东满、饶河等）发展游击战争，袭击敌人粮食与运输，解除敌人的武装（如小部队、便衣队、侦探走狗等），用各种方法夺取武装，武装自己。反对过去省委对这一工作的消极或认为工人夺绝了武装去当胡匪（奉天）便不去积极领导群众与将义勇军组织建立起来的观念，更应广大的动员义勇军到前线去同士兵与现在的义勇军、反日军在一起，团结与争（取）他们到革命方面来。

    而在此前的2月6日，《中共满洲省委对满洲事变第四次宣言》最后一句话是个口号：“民族革命战争胜利万岁！”

    这等于道白了正在东北进行的这场战争是一场民族革命战争，而不是、也不可能是土地革命战争。

    尽管还没明确提出统一战线的主张，但是武装抗战、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爱国力量进行一场民族战争，就是以罗登贤为首的满洲省委的中心工作。

    罗登贤就任省委书记后，便把省委机关从奉天转移到日寇势力暂时还比较薄弱的哈尔滨。

    来自南国的瘦高的年轻人，在冰城度过了第一个严冬，其间也不时到各地区指导工作。在奉天，有几次差点儿被捕。那比较典型的南方人特征的相貌和口音，在高粱米、大子口音的黑土地上，给他带来的诸多不便是显而易见的。可是凭借多年地下工作的经验和天生的机敏，总能使敌人免去怀疑。

    巡视、调研、开会，起草文件、报告，有时还要亲自刻印。能派下去的都派下去了，省委机关还剩几个人呀？1932年春节后，罗登贤和赵尚志要策动哈尔滨一个伪警备队哗变，在冯仲云家印刷宣传品。当时省委机关许多工作都是在冯仲云家进行的。罗登贤写完了，冯仲云在窗前放哨，赵尚志和冯仲云的妻子薛雯用石印机印刷，罗登贤在房间里跑步，来掩盖机器的响声。如果惊动了什么人，就说跑步暖身子，屋子里冷啊。

    机警、沉稳，永远不慌不忙的样子，却是快节奏、高效率。下边来人汇报工作，有时他正在写文件，让来人坐下，就说讲吧，边写边听。有时文件写完了，那人也汇报完了，就开始作指示。人说“一心不能二用”，他却能，就有这等本事。

    就在罗登贤为抗战日夜操劳时，来自党内的一股不可抗拒的逆流，向他和东北共产党人袭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