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反日战争和土地革命密切联系起来”

    6月24日，中共中央在上海法租界召开北方五省（满洲、河北、河南、山东、陕西）省委书记会议，史称“北方会议”。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组织部长康生出席并主持会议。

    正是义勇军运动高峰期，罗登贤脱不开身，由省委组织部长何成湘代表，在会议上介绍了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满洲省委的工作方针和取得的成绩、存在的问题。他认为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的情况下，这次会议确定党在东北的方针、任务，应不同于关内，不同于南方苏区。陕西省委代表也谈了北方革命形式落后于南方的事实。

    笔者没有资料说明，博古、康生是早已发现了满洲省委的“问题”，还是听了何成湘的发言，突然感到问题严重，但确实是立即下手了。

    何成湘的发言，被指责为“北方落后论”、“满洲特殊论”，受到严厉批评。以罗登贤为首的满洲省委，则是脱离了共产国际和中央路线，没有积极开展武装拥护苏联和创造满洲苏维埃的斗争，没有在反日中反对一切反革命派别，没有开展土地革命，形成了“满洲特殊论”的右倾路线。

    会议强调，北方五省的主要任务，仍然是进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和红军，武装保卫苏联：

    在满洲被摧残和蹂躏之后，在上海浴血之后，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正是向着苏联的边境前进，大炮的轰鸣，轰响于临近苏联的满洲边境，在紧张的反苏战争面前，特别的加重了北方各省共产党的组织保卫苏联的任务……这个任务的执行，是与开展民族革命战争，组织工农劳苦群众的斗争与建立北方的新的苏维埃根据地是不能分离的。

    会议决定，撤销罗登贤满洲省委书记的职务，调离东北，另行分配工作。

    7月中旬，改组后的满洲省委，在哈尔滨召开扩大会议，批判“满洲特殊论”，全盘否定前省委的工作，贯彻“北方会议”精神：

    毫无问题的创造满洲苏维埃与红军的任务提到党的面前，成为满洲党应该立即执行的中心任务。并且这一形势是最有利于党的工作的发展的，但是因为满洲省委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阻碍了党的工作的发展，使党的工作受到了极大的损失而远远的落在客观形势之后，成了群众的尾巴……甚至连尾巴都赶不上。

    发展游击战争实行土地革命的任务，只有在传单上文字上见着，没有实际工作的布置，甚至最近寄磐石的指示竟忘记了这一最中心的任务，这是不可允许的错误，这完全是对于创造满洲新苏区的消极怠工。

    拥护苏联是目前第一等的任务。

    独立领导反日民族革命战争，这是拥护苏联，拥护红军，反对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建立满洲新的苏区的最主要的任务，这一任务必须与执行土地革命的任务密切的联系起来汇合起来，来开辟满洲的新苏区。

    “九一八”事变一周年，《中共满洲省委为加紧义勇军的工作致各级党部的一封信》中说：

    要在义勇军中、反日军、反日军队中，反日的武装群众中，进行广泛的宣传工作，向群众宣传与解释各派、各系的国民党汪精卫、陈济棠、张学良、蒋介石等等他们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都是不抵抗主义的领袖，他们只会出卖民族侮辱民族，他们是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清道夫，他们统统是“汉奸”。一切国民党英雄们的“反日”，地主、豪绅、官僚、军阀、老师（指大刀会、红枪会、黄枪会等组织的法师——笔者）们的“反日”，他们是为的消灭反日，而不是真的要来反日。而一切反革命派别他们的“反日”，他们是为了维持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同样的是要来消灭反日。只有苏维埃与红军才是反帝国主义唯一的力量与领导者。

    一个日寇就难对付了，现在除了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