孽，他们才是真正的强盗、胡子。而黑土地上这些打家劫舍的胡子，在把枪口对准侵略者的同时，就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胡子了。而我对于那种一边抗日一边扰民的战死疆场的先人，也是怀着敬意视为英雄的，更不用说那些只抗日不扰民的了。

    当时，在东北的一些共产党人眼里，特别是中上层，对于这类武装是不无厌恶的。具体到需要贯彻落实政策的人那里，则大都采取了一种比较实际的态度。

    打着反日旗号的各色武装，或者地主武装，或者与地主有关系。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口号太红，力量又小，四面受敌，就使个障眼法，报个字号。像汤原游击队的“仁合”，仁义和谐，和谁都合得来，便于和胡子打交道，权宜之计，有利生存。

    各地党领导的游击队，无论报没报个字号，其经历和生存状态都差不多。

    而这次，汤原游击队恰恰就毁在胡子手里。

    队伍经鹤岗东北的船房子、烟囱山，向汤原北部山里进发。

    叫“汤原反日游击教导队”，是王永江的主意。庄稼人扛上枪就是军人了？得教育、引导、训练，而且得抓紧时间进行军政训练。队伍拉起来就不是儿戏，随时可能打仗。王永江把部队拉到个僻静的地方，安心训练两个月，然后就真刀真枪跟鬼子干了。

    队伍走到鸭蛋河区七马架子屯，碰上一帮“九江”胡子。

    两下里站定，“九江”头子于九江双手抱拳，先左后右在胸前一晃，道：“西北乾干一座楼，千人万马俺在头，五湖四海访朋友，江洋路上汇成帮。”

    东北军老兵大都会些胡子黑话，王永江抱拳还礼道：“走江洋，闯绿林，江洋路上一家人。”

    对上了，“仁合”和“九江”就唠上了。

    听于九江讲他们也打日本子，王永江就说：人多劲大，咱们合伙干吧。

    教导队人多，枪也好，还有挺机枪，不知于九江心里怎么想的，嘴上是答应了。

    但有一条。王永江强调：“仁合”只打日本子，不抢百姓，“九江”能行吗？

    于九江又答应了，可他的部下还是偷呀摸呀抢的，到哪儿都会弄出些动静来。王永江经常批评制止，也跟于九江谈过几次，这小子点头应着，行动照旧。

    老百姓不干了，说这是什么反日军呀？纯粹是帮胡子，不给他们饭吃，饿死他们！

    一条鱼腥了一锅汤。王永江觉得这样下去不行了，跟杨树明和刚任命不久的政治指导员裴世铁一商量，请示当地鸭蛋河区委，决定把于九江和几个恶行昭著的家伙除掉。

    队伍来到刘侉屯北山里的桦皮营子，有个叫韩占发的“把头”（领头干活的），领几个人在那儿“放耳茬”（把柞树锯倒，经伏雨浇过腐烂了，上边长出木耳来采摘——锯树的过程叫“放耳茬”），都是救国会员，就决定在这里动手。

    韩把头刚打只野猪，拳头大小的肉块子，在大锅里翻滚咕嘟着，香气四溢。这天是5月1日，山野间黄糊糊的，背阴处有的地方还残留点脏兮兮的积雪，阳坡上个别抢春的树种枝条油光光的，快要鼓出苞芽了。

    一间马架子似的小木房，一张几块粗拉拉的木板钉的长条桌，两边各摆一长条凳。王永江、韩把头和裴世铁坐一边，对面是于九江、二当家的和炮头“老来好”。队伍散在外面吃饭，由杨树明指挥，以打碗为号，一齐动手。

    打碗的任务交给了王钧。他就是这次参加的游击队。让他打碗，一是革命坚决，二是精明机灵，三是人长得较胖。如今国人以胖为丑、为病态，忙于减肥，那时正好相反，以胖为美、为健康、为富态、为福相。今人求之不得的苗条，则是穷馊馊的穷酸相。那时人穷，胖子很少，王钧从小就胖，喝凉水也长肉。那时的人多少都有点儿迷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