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候，或者一场洪灾，房倒屋塌，或者一场被称做“瘟病”、“瘟人”的传染病，刘家屯就没了。

    如今被称为“红松之乡”的伊春，全市行政区划面积32759平方公里，1939年只是汤原县一个行政村的辖区，叫带岭村。如此，读者就不难想见当年那地方是多么空旷、荒凉了。

    在数百里荒无人烟的沼泽中，仅有的三五百户的村庄上，建起离群独居的苏维埃。

    这是“北方会议”决议中的一句话。北方会议的决策者，对北满的地理性状好像挺熟悉。如今北大荒一望无际的良田，当年大都是沼泽地。而且好像还有实践为依据，因为“九一八”事变前，在那山高皇帝远的梧桐河，共产党人不就建立过自己的红地盘吗？只是“几百里荒无人烟”，“离群独居”，又谈何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呢？不管三七二十一，建起苏维埃就是目的吗？

    但是，中央指示是必须执行的，省委、县委就是这么要求的。现在，汤原游击队就去尝试、实践了。他们不是去荒无人烟的沼泽地，而是到汤原北部小兴安岭的茫茫林海，在这个兵荒马乱的世界上寻找一块世外桃源，“建起离群独居的苏维埃”。

    关于这次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无论怎么看都是匪夷所思的行动，亲历者几乎都在后来的抗战中牺牲了，没有留下任何文字和活的资料。而无果而终，则是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的。没有人烟，没吃没住的，老天爷也绷起脸色，风雪一阵紧似一阵，继续盲目地走下去，那后果是谁都有数的。

    县委决定，继续夺枪，把徒手队员都武装起来。

    没枪不能打日寇。枪少，装备不好，各色武装也随时可能吃掉你。

    目标是梧桐河福丰稻田公司的保安队，硬打不行，得智取。春节前公司要开佃户会议，选些队员混进去，鸣枪为号，里应外合，一齐动手。

    各地游击队成立之初，通常都是对地主武装、小帮胡子下手，几支十几支地夺枪。之后，才是在战斗中从日伪军手中夺枪。

    离春节还有一个来月，队员暂时放假回家。枪怎么办呀？回来的路上，有个队员带枪开小差了。就决定把枪收上来，分几捆包好，藏在稻草垛里。

    来了帮报号“荣好”的胡子，六十多人，还有机关枪。把青壮年看住，就要钱要肉，不给就到处翻。那时有钱人家，为了防备胡子，平时都把点值钱的东西藏起来。胡子有经验，在屋子里翻箱倒柜，在外面用枪探条这里捅捅，那里探探，没找到什么好年货，倒是发了笔意外之财，把枪都翻出来了。

    李福臣和赵华瑞恨不能一头撞死：怎么就没防备这一手呀？

    妈个巴子。李福臣铁青着脸，也不知道骂谁：利没生着，老本都赔进去了。

    假投降变成真叛变

    话分两头。

    汤原游击队的领导人，中小队干部，或者是有点儿文化的庄稼人，或者一个大字不识的庄稼人，共同的特点是对军事一窍不通。中心县委就不断向省委报告，要求派调军事人才。就在汤原游击队组建没几天，3个人到了。原本是让他们领导汤原游击队的，这时游击队已去小兴安岭建立“离群独居的苏维埃”了，就派3人去依兰做兵运工作，再拉起一支队伍。

    王永江、杨树明和张旋风都是行伍出身。王永江当过排长，他和杨树明在“中东路线事件”中作战被俘，在苏联待过半年，回国后加入共产党。王永江三十来岁，大眼睛，细眉毛，单眼皮，中等身材很结实，“九一八”事变后一直做兵运工作，人称“士兵王”。这人脑瓜聪明，能说会道，张口“马克思说”，闭口“列宁讲”，用当时大家的话讲，“马列主义呱呱的”。那时中心县委以下党内，谁能引用一句马克思、列宁的话，立刻会被高看一眼。大家都觉得这人有真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