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方向，直奔和尚帽子。小市方向的一路，让当地老百姓出探，老百姓进山就成了1师的探子。程斌问明敌情，再次表演他的军事技艺，将这一路敌人诱进大青沟，激战3小时，打死3个鬼子、5个伪军，给俘虏的40多伪军每人发5块钱，让他们回家。

    但是，无论什么样的胜仗，也不可能改变1师孤军、困军的命运。应该说，程斌对此是非常清楚的，这时也是相当坚定的。证据之一，是3团团长侯俊山说这抗日没指望了，俺弟弟在奉天城做工，咱们降了去找他吧。程斌当即召集会议，决定将其处决。

    这是6月中旬向东转移途中的事。这时节莺飞草长，抗联一年一度的好日子到了，乘机东进，理应视为寻找军部，坚持抗战，而不是到碱厂向长岛工作班投降——结果却正是这样。

    眼看着对手扛过一个漫长的冬季，招降的难度自然是大了，长岛玉次郎这位“谋略”专家也抓耳挠腮了。这时，叛徒胡国臣、安昌勋又献一计，说程斌这人是个孝子，把他妈抓来，就能逼他就范。

    6月29日，程斌率师部和保安连进至碱厂孙李沟时，被敌发现。长岛工作班和配属他的黑崎游击队，另有碱厂伪警察署的日伪警察，约200人，将其包围。

    敌我兵力为3∶1，而保安连从人员到装备都是1师精锐，弹药也行。坚持到晚上，瞅准机会，猛打猛冲，冲出去钻进林子就没影了。对于程斌来说，这种仗并不陌生，也不难打。

    敌人去伊通县逮捕了程斌的母亲，又到公主岭逮捕了程斌的哥哥，弄来碱厂。有人说程斌是几天前从传单中得知这一切的，有人说是29日被围当天知道的。无论如何，也无论程斌内心深处经历了什么样的思想斗争，今天已知的事实是，当他确认母亲落入敌手，他的抉择将决定母亲的命运时，他的思想就崩溃了。

    长岛曾两次派程斌的哥哥程恩上山劝降。据说，第一次程斌嘴还挺硬，说自古忠孝不能两全，让哥哥回去，别再说了。第二次程恩劈头就问：你到底是要反日，还是要妈？程斌这回挺痛快：要妈。

    另一个与处决侯俊山截然相反的事实，是两次见哥哥之间，程斌招来3团政委李茨苏和保安连政委李向前，说自古忠孝难两全，你们看这事该怎么办。两位政委说这事搁谁身上也难受，那也只能是“忠”了。程斌乘其不备，拔枪打死李茨苏，李向前带伤跑走。

    据说，下山路上，程斌大骂胡国臣，说你小子让日本子抓俺妈，把俺坑了、毁了，你不是人，缺八辈子德，不得好死。

    张喜林，兴京县平顶山人，1937年冬参加1军，1940年初队伍溃散，下山投降。“文化大革命”中，开他的批斗会，问他是不是汉奸，他说是。又问是不是叛徒，他说是。

    其实，投降后，伪警察署让他写个“悔过书”，他托人写了交上去了，就拉倒了。伪警察署没问他什么，问他也说不出什么。刚参军时是8号战士，下山投降时是4号。全连最多时50多人，最后就剩几个了，大都陆续牺牲了。而牺牲、没牺牲的，除了号和外号，顶多就知道个姓。要让他讲打鬼子的故事，那倒挺多。参军打鬼子前是个农民，写了“悔过书”后还是个农民，直到离开这个世界也是个农民。

    再问他为什么当了“汉奸”、“叛徒”，他说俺实在遭不起那份罪了。

    他说，今天才下头场雪，还不到最冷的时候，今晚你们谁试试？不用进山里，就在这院子待到天亮，尝尝什么滋味？现在这人衬衣、裤衩什么的，俺那时就是空筒子棉衣、棉裤，有时有件大衣，也都烧得窟窿眼子的。那时那“天头”（天气）比现在冷啊，大雪没膝齐裆，林子里风像狼嚎似的，俺就这样扛了将近4个冬天。更不用说常常几天见不到粮食，啃树皮，扒雪窝子底下的山里红，饿得前腔贴后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