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进行军运。

    1935年3月14日，“满洲国”在海参崴和伯力设立“领事馆”。

    3月23日，正式签订关于让受中东铁路协定，日伪以1.7亿元的价格，获得全长1700多公里的中东铁路及其附属财产。

    一些老人说，那时我们上队、没上队的，在乡下种地、打仗，哪知道这些事呀，上级领导可能知道，起码满洲省委应该知道，可知道了又能怎么样？

    对于李维诺夫那个主动示好的提议，日本把苏联晾了10个多月，才轻慢地予以拒绝。1937年初，苏联再次提出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又被日本冷冷地回绝了。而早在1933年末，关东军即开始拟定《对苏作战纲领》，1938年又制定了《八号作战计划方案》。设想1943年对苏开战的计划方案，分为甲、乙两案。甲案是在东部东宁、虎林一线正面发起总攻，北部黑河一线正面同时采取攻势，切断西伯利亚铁路，占领苏联滨海地区。乙案则是东守西攻，以主力指向海拉尔一线正面，歼灭后贝加尔湖苏军主力，占领贝加尔湖以东重要地区。1941年6月开始的“关东军特别大演习”，就是旨在北进苏联的一次集结、预演。

    东边日本虎视眈眈，西边德国蠢蠢欲动，苏联必须极力避免两面作战的窘境。“九一八”事变后，各国程度不同的都在调整对日、对华政策，苏联在远东采取的是当时被称做“和平外交”的退缩策略。但它并不是一味退缩、忍让，而是明了什么时候该伸出去握手，什么时候就得抡起拳头。1939年5月爆发的诺门罕之战，苏联红军将关东军胖揍一顿，然后再安抚一番。像优待俘虏，帮助寻找鬼子的尸体，连空袭苏军后方机场被打死的飞行员也一一送交日方，真够煞费苦心了。

    而抗联官兵几乎只能在切身经历的痛苦中，感受到这种微妙的苏日关系。

    李文彬率部起义，被编为5军警卫旅，当时最危急也最棘手的，是200多随军家眷无法安置。敌人一心要灭了这支新军，如果家眷被追杀，遭遇不测，后果可想而知。柴世荣等人给周保中写信，认为“最完全办法”是送去苏联，苏联不接收，就“硬送”。周保中先后给赵尚志、张寿篯、冯治刚写信，寻求帮助。正值三江“特别大讨伐”，敌人到处攻逼、归屯，3军、6后方也一样吃紧，柴世荣等人只能徒呼：“警卫旅的家眷呵！家眷呵！”

    1938年初3军、6军过界的500骑兵，像当初过界的义勇军一样，被苏联送去新疆了。日伪曾要求将过界的义勇军引渡给“满洲国”，被苏联拒绝了。

    关于苏联与抗联的关系，对苏日关系而言，应该是个难以回避的敏感问题。日伪与苏联在这方面有无交涉，如何交涉的，结果如何，笔者没有见到有关资料。而从历史的实践看，苏联是既想帮助抗联，又不能刺激日本，破坏东方的“和平外交”。这就需要寻求、把握一个“度”，而这个度是很难把握的。像把过界的义勇军、抗联送去新疆，似乎真的找到了一个折中的平衡点，对双方都有所交代了，实际有利的当然是日本。

    有老人说，对抗联来说，最有利的是在苏联建密营，特别是我们被逼进山林之后，光给提供个场地也行。咱们把后勤人员、伤员、老弱病残都弄那边去，战斗部队在这边利手利脚地打仗，游击几个月、半年，过去休整一段时间。这样苏联当然可能承担更大的风险，可你是“阶级祖国”呀！

    苏联拒绝抗联的老弱病残“过苏联”，大约始于1936年。像柴世荣等人说的“硬送”，前面说过，根本行不通。因为这是苏联的既定政策，你硬不过人家。

    1939年“诺门罕事件”后，苏联的政策、态度变化了——连赵尚志、戴鸿宾、祁致中都从“笆篱子”放出来，重返战场了。

    两次伯力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