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的等级让员工感觉自己“爬不上去”，并且，升迁的偶然性很大：首先，一个职位只有出现空缺时，才会从下一等职位中晋升，而一般管理者好不容易才“爬”到某一职位，除非发生重大变故，一般会极力维护自己的位置；若要升职，则需由自己的直接主管提议并申请，并经过该主管往上的多个主管逐级审批，而事实上很少有主管去揽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差事。最重要的，作为大陆的员工，“即使你工作再努力、成绩再出色，一般也只能跻身于低阶或中阶的管理者中，而无法晋升为高阶主管。”多名受访者表示，“陆干”（大陆干部）不被重用，尤其是不会被安排到一些核心岗位是众人皆知的秘密。

    一位在富士康流水线上做了八年的老员工陈伟良（化名）这样回忆了他逝去的时光：

    2002年的一天，陈伟良从中部地区的一个中专来富士康实习，被分到了深圳龙华园区。第一个月试用期他拿到了600元，第二个月就变成了1100元。这让陈伟良有点兴奋，毫不犹豫地留了下来，成了一名为富士康创造巨额财富的流水线工人，而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品管”，就是一个质检工作岗位，经过两天的培训之后，就正式上岗。在富士康，几乎到处是不断转动的传输带和工作平台。20秒完成一块电路板的测试，一分钟装7个静电袋，在他身边，很多人每天用10个小时不停地重复几个单调的动作。每个工人都是流程的一个环节。在他们手中，诞生了电脑、手机、MP3等高科技产品，但很多人却甚至连成品都没有看过。陈伟良说：“比如一些普工，工作三年，所有的工作内容就是扫描、装袋和贴标签。”每天都是那几个动作，汗水滴落在运转的机器上，随即蒸发得无影无踪。

    因为每年3月份左右，富士康都会调一次薪。因此在来到富士康的前三年，每次调薪前的几个月，陈伟良总是被调到一个新的部门。“开始的时候我总是很高兴，觉得自己调岗了，可以多学些东西。”陈伟良说。但最终他发现，换岗的结果是薪水三年未涨。这时他才回过味来，自己被当作“刺头”了。这样的状况维持了三年。直到2005年，他才从“不铨叙”变成了“铨叙”（富士康员工队伍分不铨叙和铨叙两种，所谓不铨叙就是指临时工或普工，铨叙就是正式入籍。铨叙就是上文所说的两级：员级、师级）。这个漫长的升迁过程让他比较失落，因为他觉得“自己比其他人更勤奋、更努力，可是升职比任何一个人都要来得慢。”相较有些升迁快的人，通常一年内就可以从不铨叙专为铨叙了。此后，陈伟良决定暂且将个人得失放在一边，他几乎是按照富士康厂房里随处可见的标语、格言来作为行事准则。“台化”之后的陈伟良慢慢有了发展。他开始带新人了，2008年、2009年，陈伟良一连升了两级。他从“员1”、“员2”、“员3”发展到了“师1”，区别在什么地方呢？——“师级出差的房补500元，员级是150元。这就是等级的区别。”

    虽然晋升了，但是陈伟良还是感觉到前所未有的沮丧。他花了八年时间做到师1，上面还有14级，而且越往上越难。他说，“师15级”只有郭台铭一个人，“师14级”基本上都任职事业群总经理，基本是清一色的“台干”。这于他根本就是天方夜谭。

    2010年，富士康发生了“12连跳”，而陈伟良的工友也在劝他“跳槽”，但是，从这儿跳出去就像面对一座山，谁人知道山后又是什么呢？况且，富士康的“加薪”承诺、一个月繁琐的辞职手续、厂区搬迁的“传闻”都使得他难以量度。

    看着每天不管烈日当空还是狂风暴雨都在排队、满怀梦想想要进富士康的员工，他想起工友对他说的一句话“很多人离开这个地方，但机器还在正常运转，没有会记住你的价值”。最终，他下定决心，哪怕山的后面依旧是一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