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他还是要离开。

    富士康，只是深圳代工企业的一个缩影。千千万万的工人使得这台机器得以高速运转，但是工人们的梦想、工人们的“身份认同感”却在“富士康们”里、在“深圳”中被撕的支离破碎。如果说，这个工厂、这座城市充满了员工与员工之间的金钱攀比、员工与员工间职位晋升的竞争，那本质的还是来源于工人与自己命运的竞争。

    以“80后”、“90后”为主体的新城大军已经不再出于“生存理由”，他们将进城看作改变生活方式的机会，把个人的成长与发展看得比“饭碗”更重要，这与他们的父辈显然不同了。

    精神特点上，第一代农民工为了养家糊口，吃苦耐劳，逆来顺受；而第二代农民工为了寻求发展的机会，追求平等，崇尚个性。产业分布上，第一代农民工主要集中在建筑业、纺织业等劳动强度较高的产业；第二代农民工则分布在制造业、电子业等技术性行业。就业结构上，第一代农民工的突出特点是亦工亦农，进城能打工，回乡能种地；而第二代农民工则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城市。

    但是，当他们怀揣梦想投身城市化工业化大潮后，理想与现实的反差，又使他们的心中升起重重矛盾与困惑。

    ——他们发现，除了每天在机器旁边劳动外，城市，其实并没有给他们留下更多的位置。“我们不停地加班、再加班。”从乡村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一下子投入半军事化的企业中，随着原有人际关系被割裂，孤独、无助和焦虑成为他们的生存常态。

    ——他们发现，低微的工资只能维持简单的物质生活，与城市人相比，自己的精神生活十分贫乏。“涨潮般来到工厂，又退潮般地离开。除了很快卖出去的产品，这个企业，连同这座城市，没有留下他们的多少痕迹。”社会学家沈原对新生代农民工这样描述。

    ——他们发现，为脱离“农门”跳入“城门”，几乎什么都付出了，但面前仍然是一道道难以逾越的门槛。“户口、教育、社保、医疗、住房……看似距我们一步之遥，但不知被什么力量操控着，我们怎么努力也难以达到。”农民工如是说。

    ——他们发现，一遇到合同、扣薪、伤残等问题，公平维权难之又难。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梦”变得有些模糊。既不愿重新返回农村，又无法享受和城里人同等的待遇。这个缺乏归属感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成为一个疏离于城市和乡村的“夹心层”。

    这是来自深圳底层普通员工的呐喊，那所谓的“白领”是否就活的有尊严、活的自在呢？

    这边富士康在员工在自杀，那一边富士康的“邻居”华为也有员工在猝死，尽管，华为的产业结构上已经是富士康的上一层，但是，依旧有摆脱不了的“死亡诅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