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他说，“很多人都认为，我这几年是沉浸在痛苦之中，为自己疗伤，无所事事。但实际上，痛苦的时间很短，大部分时间我一直都在工作。例如每年我都会到美国做一场演唱会。公司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就是一直鼓励我要走出国门。刚开始时，我去给甄妮、蔡琴的专场做嘉宾，后来我就做专场，别的歌手来做嘉宾。除了美国之外，我还经常在东京、大阪做宣传，上NhK的节目，参加谷村新司的演唱会。”

    广东有句老话“人有三衰六旺”，张咪和毛宁的际遇似乎都应正了这一点。但是，争歌事件无疑是改变俩人命运的分水岭，而争歌事件背后则是广州乐坛的竞争与不规范的市场化操作带来的争端。

    “当时还引乱子的就是《中华民谣》，首唱是谢东，后来又卖给孙浩，作者一歌两卖。后来也打架，但是孙浩唱了，谢东无形中挣钱的机会就少了。所以这就是关键时刻，谁在春节晚会上唱就认谁。谁先谁后，老百姓可不管这个，印象更深的是谁就是谁。”金兆均说，“竞争非常残酷。”

    解约北伐

    群星璀璨的广东乐坛并没能延续它的辉煌，上世纪90年代中期甚至刮起了一股“解约风”。最早一批的广州原创歌手陆续离开了四大唱片公司，进军北京，当时就有人借用一句俏皮的民间俗语来形容那形势——“10个歌手9个跳（跳槽），还有一个在动摇。”

    当时，先是毛宁与“新时代”解约，接着是甘苹与陈小奇分手，随后就是高林生与李汉颖、杨湘粤不辞而别。一时间，由广东乐坛捧红的一众一线当红歌手杨钰莹、毛宁、李春波、林依轮、陈明、甘苹、光头李进、金学峰、火风等人先后告别广东乐坛，北上另谋高就，从长发展。当时的歌手们就像染上了传染病一样，一个说走，一下就走了一片，颇有一种逃离的意味。（《试听前线》）

    在他们走后的几年间，广州乐坛每况愈下。北上以后，尽管很多人的事业发展并不如意，人气和地位甚至不如在广东时，但是，至今他们也没有再离开北京、回归广东乐坛。随着北京文化事业的不断发展，他们当中的人也没有再局限于歌手行业，反而不断转型，涉足演艺舞台，尝试话剧、音乐剧；或者改变歌路，尝试新的音乐风格。

    但是，当年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们离开这片中国流行音乐人的热土“北拓”呢？

    作为最迟一个离开广东的林依轮回忆起当时说：“我和大批歌手当年离开广州，不是对广州没有感情，而是说当时的局势客观上如此，你要想在歌坛走得更远，北京是个不得不到的地方。加之那时我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在中央电视台拍摄完成的，所以为了工作只能北上，图个方便。”（《武汉晚报》）

    乐评人金兆均也说：“近十年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北京本来就是个最热点的地带，现在已经是充满了无数的机会。成点儿小名的在北京就饿不死。你比如说作曲的，北京活儿多啊，各电视台都在北京有办事处，包括纪录片各种什么片，反正用得着音乐的都集中在北京。电视剧是最典型的，全在北京有个点儿，它往中央电视台送片子方便呀，最早是李海鹰，来了北京就趴着不走了，也是最早在北京买房子了，然后剩下的就一个一个来了。”他认为，当时北京乐坛在很多方面都优于广东，首先是文化投资环境，另外北京流行乐坛虽有起伏，却总有亮点，既有民歌，也有摇滚，既有柔情的，也有豪放的，歌手、听众总能找到共鸣点，而广东乐坛在创作上拓展不够，即使在乐坛最为活跃的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也只固定在都市抒情歌曲的圈子里。也有人分析，造就歌手“北飞”的最重要原因是，中央电视台在1994年之后设置了流行音乐板块，并且经常播出各种晚会，这种机会对各地歌手具有巨大的诱惑力；与此同时，原本在广东甚具影响力的《万紫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