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就像他们喜欢向人展示洋货，而隐瞒在国外打工的痛苦经历一样。

    小说中的林过着一种非常精致的生活，咖啡的牌子，服装的样式和色彩，香水的味道等等，都十分讲究，像所有的上海市民一样。正所谓富有富的讲究，穷有穷的讲究。由于他们对生活的每一个细节的强调，使得外来人很难在短时间内进行模仿，从而使得文化身份长期保持在一种稳定状态。“这种生活细节的审美化，是文化等级对生活细节的扭曲。这种‘市民完美主义’是与‘市民细读法’相配套的”。

    “‘细读法’使他们知道该省略什么、保留什么。他们将保留的那些高雅的东西，具有精英文化色彩的东西，无限制地完美化、审美化、细节化，并向人炫耀。最后的结果是，‘日常生活审美化’成了一个空壳，里面没有人了。也就是说，真实的自我不在场，肉体感受没有了，被身份的幻觉所取代。于是，在这样一个伪消费的社会中，消费表演的剧目越是丰富多彩，生活的审美细节越是多种多样，他们越是找不到自己的身份。身份的假象与生活审美细节的梦幻合而为一。”

    “上只角”和“下只角”

    时间在流逝，时代在发展，但上海人的这种“消费表演”却从未落幕。郭敬明的《小时代》系列以上海滩为背景，充斥了各大名牌和高档消费品，以致被韩寒讥讽为“小时代”写的不是上海的时代，而是“恒隆时代”。但这套书确实满足了上海人以消费获取身份感的表演欲望，因而成为畅销书，受到年轻人的追捧。

    老上海都知道上海分“上只角”和“下只角”。“上只角”和“下只角”是上海人独创的语汇。这对词盛行在20世纪80年代。据说早在20年代，就有这样的说法。“上只角”指的是地段繁华、环境幽静、住宅高档以及所住居民收入、职业和文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与此相反，就是“下只角”。在上海南面比北面好，西面比东面好，“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是老上海的地域写照。

    实际上在张爱玲、王安忆、陈丹燕和程乃珊笔下的上海，只是上海的“上只角”。两排茂密的法国梧桐，天空中爬满的黑色电线杆，摇摇晃晃的有轨电车，电影里王佳芝一路走过来的都是上海当年最时髦的路和店。南京西路、摩西路、福开森路，平安大戏院，对面的凯司令咖啡馆、西伯利亚皮货店、绿屋夫人时装店。这就是代表着上海考究精致又海派的“上只角文化”。“东方巴黎”的摩登只存在于上海极少的地盘之上。

    实际上，上海人在自己内部进行地域的划分，创造出“上只角”和“下只角”，说到底也是一种“消费表演”，他们试图将自己归入名牌、名流的聚集地，以显示自己与之般配的身份。

    一对上海新人。新郎住在“上只角”，徐汇区复兴中路、乌鲁木齐路一带，原来的法租界。新娘住在“下只角”，南市靠黄浦江边的一个棚户区。对于那里的人口密集度，当地人开玩笑说：张家宅前宅后宅左宅右宅中宅，五个宅子可以征兵一个师。

    来自“下只角”的新娘说：“我一定要寻一个有本领、有地位的爱人，我寻到了。‘上只角’就是地位。”生长在“上只角”的新郎讲：“原来是一百个人里面也不一定有一个能嫁到我们‘上只角’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打乱了。有些‘下只角’的人和我们结婚，现在又没有了。”

    新郎的父亲解放前是银行的职员，有钱也有地位；而新娘的爸爸是街道运输合作社的工人，踏黄鱼车的。新郎的父亲是竭力反对这门婚姻，他们是在老人故世后才结的婚。违抗父命的新郎对我朋友说：因为女的漂亮，而且他比老婆要长得矮一点。这身高的“残疾”程度，按上海人的戏说，不是二等也是三等。这样的条件找老婆，尤其是要找个容貌出众的，的确是有困难的。要说其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