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考上了进士，成了翰林院庶吉士，这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来说已跨进了一道很荣耀的门坎，可以安安心心做个京官了。但这个上海人很不安心，老是去找当时正在北京的利玛窦，探讨的话题已远远超出宗教，天文、历法、数学、兵器、军事、经济、水利，无所不及。其中，他对数学兴趣最大，穿着翰林院的官服，痴痴迷迷地投入了精密的西方数学思维。不久，他居然与利玛窦一起译出了一大套《几何原本》，付诸刊行。当时还是明万历年间，离鸦片战争的炮火还有漫长的230多年光阴。

    这个上海人非常善于处世，并不整天拿着一整套数学思维向封建政治机构寻衅挑战，而是左右逢源，不断受到皇帝重用。《几何原本》刊行20年后，他竟然做了礼部侍郎，不久又成了礼部尚书。获得了那么大的官职，他就正儿八经地宣扬天主教，提倡西方科学文明，延聘重用欧籍人士，忙乎了没几年，劳累而死。徐光启死后，崇祯皇帝还“辍朝一日”，以示哀悼，灵柩运回上海安葬。安葬地以后也就是他的家族世代汇居地，开始称为“徐家汇”。徐光启至死都是中西文化的一种奇异组合：他死后由朝廷追封加溢，而他的墓前又有教会立的拉丁文碑铭。

    开通、好学、随和、机灵，传统文化也学得会，社会现实也周旋得开，却把心灵的门户向着世界文明洞开，敢将不久前还十分陌生的新知识吸纳进来，并自然而然地汇入人生。不像湖北人张居正那样为兴利除弊深谋远虑，不像广东人海瑞那样拼死苦谏，不像江西人汤显祖那样挚情吟唱，这便是出现在明代的第一个精明的上海人。

    一位日本人这样形容和介绍上海人：他们口气夸张，有极度的优越感，喜欢讲排场，好面子，惯以领先时代、崇尚时髦而自傲。他们同时还具备实践能力，并且能够巧妙地利用他人的财力来实现自己的目的。上海人性格特点是：机敏，行动快，具有中国人所没有的不拘泥于过去历史的性格。

    不拘泥于过去，这是对上海人最精准的描述。只要这个过去，妨碍了他们获取现实的利益，上海人就会明智地将其迅速抛弃，所以他们毫不介意、甚至相当自豪地将外滩作为城市的标志。只因为1930年代，当中国广大土地上的几亿农民都蹲在炕上啃窝窝头的时候，上海人正在享受可口可乐。

    上海话只是工具

    出于功利的目的，抛弃过去，上海人对待自己被殖民的历史是如此，对待作为自身标志之一的“上海话”时，也是如此。基于沟通的便利性，上海人自觉自愿地抛弃了上海话。

    自上世纪50年代国家倡导“说普通话，做文明人”以来，孩子们在学校里说普通话，父母家人在家中也配合着说普通话，甚至舌头已不活络的老人也用“搭僵”（上海话，意为僵硬、糟糕）的普通话哄儿孙辈。“到头来，他们已经不习惯说上海话了。”上海著名语言学家钱乃荣说。

    五星体育的上海话节目主持人、80后小乐也承认：“现在能连续说五分钟上海话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像他这样从小开始对上海滑稽戏痴迷的年轻人在学校里已属异类。

    尽管自2005年始，针对社会上种种关于“上海话要消失”、“孩子说不来上海话”的担忧，上海掀起了一股“保卫上海话”的浪潮：上海市教委发起了“上海方言保护性调查研究课题”，上海市语委也策划了“上海方言地图”的绘制。在这方面先行的专家如钱乃荣，则积十年之功编出一本《上海话大辞典》，2008年更鼓捣出一套上海话拼音输入系统。但是在钱乃荣看来，这些措施为时已晚，“是上海人使上海话走向衰落。”

    这种从官方、学者自上而下的“方言挽救”法，在《新民晚报》专栏作家李大伟看来，并不契合上海商业社会的契约精神。他认为，“上海话是带有工具理性的，工作语言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