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高水平的小城，但临近北京的河北诸多小城小镇像燕郊、廊房、涿州、香河等地，已经成为北京许多打工族的落居地。”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离开北京？首先肯定是因为在城里过得不好。不好到什么程度？根据美国著名咨询公司美世公司（Mercer）2009年7月7日发布的《2009年全球生活成本》调查报告显示：北京的全球城市生活成本排名比去年提升11位，一跃成为位居全球第九的“昂贵城市”。

    美世公司又于2010年5月25日公布了“2010城市生活质量”调查报告，对全球221个城市，依据10个项目，包括基础设施、政治和社会环境、医疗福利体系等作了调查。维也纳名列第一。亚洲城市中，新加坡排名最高，居第28位，日本的东京、横滨、大阪和名古屋分别列居第40、第41、第51和第57名。中国香港排在第71位，上海和北京则分列第98和第114名。

    对此，我们可以对北京城内的生活有个更直观的了解了：生活成本位居全球第九位，但在你付出了如此昂贵的生活代价之后，得到的却是全球第114名的生活质量。

    从2008年初到2009年底，知名作家余世存就从北京跑到了两千多公里外的云南大理，一座20多万人口的中小城市，过了近两年的半隐居生活。“在北京几乎每天都有饭局，为了聚会，有时不得不在路上堵上三四个小时，见面之后，接触的又多是一些垃圾信息。”余世存曾在很多场合说过自己有当代的都市病，比如抑郁症、亚健康，“我们是被城市异化太深的一批人。”

    在大理市郊，余世存租了一套民房，“每天睡觉到自然醒”，看书、写作、种菜、晒太阳。“一天晒的阳光，比在北京一年都多。”

    而在“逃离北京”的问题上，余世存显然不是一个人在作战。凤凰网评论员彭远文在他的文章《宜居城市从可以睡大街做起》中，以自己为例写道：“我在北京当了房奴，过几年想来也可以还清贷款，但我从来没有想过把北京这个城市当作自己的家，会在这里度过自己的晚年，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在这里没有享受到平等的权利。也许有人会问：既然你这么讨厌北京，那你为什么还要来这里？我的回答是：因为这里机会比较多，但这里之所以机会比较多，正是因为不平等。”

    彭远文认为北京这样的大城市越来越不宜居，但年轻人还是一拨又一拨地往城里跑，原因就是大城市机会多。其实更根本的原因是城乡发展的不平衡造成的。

    教育、医疗等条件只有在大都市才好；农民外出打工，在北京、上海、深圳等超大发达城市才可挣到钱。2008年的雪灾，聚集在广州火车站的几十万民工，即能说明这一问题。大学生毕业，多愿留在大都市从业，很少有人愿意到农村、乡镇或偏远地区去。离中关村不远的唐家岭村聚居了5万名来自各地的大学毕业生，他们被形象地称为“蚁族”。

    在英国，其社会保障体系异常健全。伦敦大医院里高水平的外科大夫，在乡村诊所里也可以找见；村村有邮局，寄信不必到镇上去。他们已没有城乡差别，城里人乡下人一样都能享受现代文明的成果。且因乡下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城里人甚至向往乡村生活。所以说，“真正的文明不剥削环境，也不剥削土地”。

    美国规划师丹卓·奥斯曾在中美土地规划国际会议上感叹：“我们（美国）想尽一切办法保护对城市来说弥足珍贵的郊区，所以占用郊区是完全不可能的。在中国，你们在用郊区的土地扩展城市，城市扩张和占用土地的规模与速度令人感到震惊！”

    2008年8月28日，农业部部长孙政才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报告时指出，近几年是我国农民收入增长最快的几年，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