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一类是人文知识分子，他们关注生命意义、依凭独立不倚的人格精神完成对社会的批判。撒哈拉之心大概也是偏重于萨氏的知识分子定义，并且热烈地推崇萨氏的行藏。而大漠关于知识分子的指向似乎更明确一些，他着重立足于本土，希望脚踏实地地为一个城市担负起力所能及的责任。照我看，这两种态度实际上都建立在对自己生活的城市的爱痛之上，正是有了这样的关切和目光，他们才以最大的热情和良心，寄希望于这个城市的知识分子焕发公共意识。

    我很赞赏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以及他的知识分子实践，他是一个既有话语同时又付诸实践的典范，应该说，今天的中国已经很难找到几个像萨义德这样的知识分子了，因此2003年萨义德去世的时候，有很多人包括我都感觉到一团火焰熄灭了，他带走了这个世界上最具有穿透力的声音，也带走了知识分子心灵最猛烈的燃烧。萨义德的存在和离去，都沉重地影响着世界范围的知识分子对诸多问题的思考，也由此看出，一个知识分子只有在具有了公共性之后，他的声音才能对世界产生影响，他的言说才能在推进世界历史的进程中放射光芒。

    知识分子的公共性在当下缺失已久，我们更多的看到的是专业知识分子在自己的专业领域的建树，许多专家和学者确实为人类知识的建构贡献着自己一生的心力。但是，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有些专业知识分子越来越专业化，在走出他们的专业领域后，对世界表现出一片茫然，在知识之外，社会责任、公共关怀、批判精神都如风过耳，更遑论为此所要付出的代价。我以为，当作家、学者、教授不再为真理而思考、而写作、而言说的时候，他们就不是一个知识分子了。在遍布世界的危机面前，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和言说勇气尤为重要，社会良知决定了你对公共事业的责任和参与，言说勇气则决定了你在思想与利益之间的取舍态度。我觉得，不管哪一类知识分子，无论是在自己的专业领域，还是在社会领域，都应该具备最起码的公共意识，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更应该为弱势者呐喊。

    做一个公共知识分子肯定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情，因为我们所知道的知识分子大多局限在学院、科技、新闻等单位，他们依靠体制生存和实现价值，享受着体制所带来的一切好处，吃穿不愁，如鱼得水，很难跨越体制的框限表示公共关怀；即使有一小部分人游离于体制之外，以纯粹的精神立场坚持言说的权利，也只能游走在社会的边缘。知识体制是一个庞大坚固的怪圈，一方面你必须是一个被体制认可的专业权威，你的声音才会有到达和影响社会的机会，而另一方面体制又不看好你在体制之外的批判声音，因此你的发言就不会非常自由。萨义德坚持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是“局外人/业余者/搅扰现状的人”，但是他的身份也没有能够脱离学院的局限。然而，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象征，他仍然给我们显示了特殊的智慧：我们可以尝试在知识体制之内与社会的链接。也就是说，公共知识分子的声音必须超越一己的私利，质疑既定的秩序，在精神上保持流亡的状态，以放逐者的心灵探索事实的真相，从而构成对公众事业的业余关怀。在某种意义上，这样的公共角色似乎更难承当，也更需要是非坚持和责任言说的勇气，但却不是无法逾越的鸿沟。只要你坚持了一点点，就向真理靠近了一大步。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可以称之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但是我希望能够靠近这个目标。也许我不能像萨义德那样奔走呼号，影响大局，但是最起码我可以关注普遍的社会文化症候，用自己的声音传达和提倡社会应该守候的文化理想。一个时代应该有多种声音，一个城市也应该有异声的搅扰，这个声音会打破许多人沉醉的享受，会让许多人睁开蒙眬的睡眼。清醒的认知和理性的判断是一个城市选择文化方向的基本尺度，也是知识分子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