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说的根柢。我渴望生命的舒展，也相信生存于斯的众生都渴望生命的自由与奔放，然而这样的愉悦不会从天而降，它必须让我们经历痛苦的扬弃甚至撕裂才会走向实现的可能。正如大漠所说：“作家应该勇于承担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对一个城市的文化负责。文化的外延与范围应该进一步扩大，让尽可能多元的文化观和立场一起显现出来，来共同制造这个城市的文化繁荣。这样的公共参与也许会增加我们的负累，也许会让我们多一些骂名，也许还会让我们付出更大的代价，但是，当一个城市因为你的声音和牺牲而有所改变，并且让精神的领地能够广阔而持久地传承，我们的灵魂就获得了超越时空的安宁。”

    一种文化的倡导不是某个个人的力量能够完成的，它必须而且肯定是众人合力的结果，但是首先每个个人都要有知识分子的身份意识，那就是身为知识分子的社会良心。这种良心不是简单的道德良心，它是每个知识分子有勇气质疑和挑战世俗及既定生活秩序的底座，也是把握社会文化方向的矫正器。因此，一个有责任的作家就是要让自己的文化表达具有最大化的覆盖面积，不管接受与否，无论侮辱赞美，我相信，只要声音到达的地方，总会长出绿色的青苗，也许将来的某一天，还会连起一片参天大树。当然，这是我乐观的臆想，也是我对未来的祝福。

    四

    我注意到，在这两次网帖中，大漠有一个中心表达，就是作家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一个青岛作家的困境》和《现在谁还需要藏獒》都描述了作家面对世界的态度以及在现实中的思考与写作，所不同的是，前者表现了作家与现实的疏离，后者则阐发了作家对现实的呼应，两种态度产生了两种结果。这种言说正好契合了我对作家与现实的关系的解读，也成为我对自己写作态度的参照和反思。

    作家作为人文知识分子，据守独立的生命体验进行写作，这种体验里包括经历、阅历、思考、想象、情感等等，因此比普通的人群更能洞悉现实真相，直面社会文化危机，无论是体验还是写作，都是对现实的高度精神认知。这就决定了作家既要与现实保持距离，又要在现实中发现存在的痼疾并且勇于表达，不能流俗，更不能随波逐流。一个作家应该既是出世的，也是入世的：出世是要有超然清洁的生活，坚守纯粹独立的精神品格；入世则是对现实怀有关怀的热情，守住自己的良知，坚持批判和质疑的态度。

    这种态度无疑会使一个作家的写作从一开始就具有尖利的生命疼痛。这种疼痛迫使他不断地寻求一种可能的方式完成他的使命，并且在疼痛中感受生之悲欢。作家的使命就是听从现实的切割和驱使，把他听见和看见的社会与自然的内核昭示于人类，他的疼痛就是现实的伤口。作家对现实的发现是孤独而饱满的，这正如我的独自行走，既遗世独立又与荒原深处的生命之核遥遥呼应，仿佛我是大地遗落在民间的一个孩子，在精神血脉上与大地紧密相连，气息相通。我向着荒原的腹地出发，渴望与大地的精魂相遇，我知道只有荒原才能以高昂的精神引领我向上飞翔，才能锻造生命的纯粹与高贵。我也知道，我与荒原的对话总会在人类对自然挤压的缝隙中发出声音，因为我对于生命以及使命的领悟来源于荒原的启示、宗教的灌顶、感情的交付和精神的承担。

    一个这样的生命注定了其写作的向度：一方面，他要艰难地捍卫内心的自由，这使得他几乎是必然地要与现实的生活产生各种各样的紧张感；另一方面，他又看到了社会文化症候，他必须坚持真正体现独立人格的写作。因此作家的声音必定是孤独的，他常常要破坏很久以来人们遵循的戒律和规则，比如我在我的多部小说中写到过的个体生命的意义实现，因为作家更为尊重的是人的生命、尊严和权利。每一种文明的进步都必然伴随着人的生命的巨大牺牲，但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