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和鲁迅:我们的精神父亲
了祈求幸福、冀望未来;富人信仰是为了忏悔罪孽、洗净灵魂。托尔斯泰是忏悔的典范,比如他著有伟大的。而忏悔是东西方一切经教的根本,连孔子都这么认为:“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潜在的逻辑便是:不问是非曲直一定要坚持到底的,必然是浅薄固执的小人,错了就要忏悔、要改正。
那么,托尔斯泰有什么罪孽需要忏悔?1883年12月,寒冷的黄昏,他来到莫斯科乞丐拥聚的丽亚平夜店。数百个乞丐顿时围住他向他要钱。那些可怕可怜的面孔、褴褛肮脏的衣装、屈辱无奈的举动让他掏尽了所有的钱。然后他回了家,踩着地毯上楼,在燕尾服白领结白手套的仆人伺候下,吃一顿五道菜的晚餐。后来他说:
“当周围有几万人挨饿挨冻受辱时,我和另外几万人却在大吃里脊肉、鲟鱼肉,用呢绒毡毯盖马铺地,无论世界上那些有学问的人怎样告诉我,这样的事多么必要,我还是懂了,这就是犯罪,是持续不断地犯罪。只要我有多余的食物而另一个人完全没有食物,我有两件衣服而别人一件没有,我便是个不能自赦的罪犯。”
托尔斯泰又说:“我们用种种诡计掠夺着劳动人民的必需品,用这些诡计给自己弄到了那些不断诱惑不幸者的有魔力的用不尽的卢布。我想帮助人,但首先我应该一方面不去掠夺他们,一方面不去诱惑他们,可我却用些最复杂,最狡猾,最恶毒的世世代代积累的诡计,给我自己弄到了一个用不尽的卢布的所有者的地位。”
托翁还说:“我骑在一个仆人脖子上压垮了他,还要求他驮着我走。我并没有从他身上爬下来,却要自己和别人相信我非常怜悯他,想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唯独不用从他身上爬下来这一手段去减轻他的负担。我,一条吞食树叶的蚜虫,却想有助于这棵树的生长和健康。我站在齐耳深的泥潭里,却想把别人拖出泥潭。”
托翁不断地说:“我惭愧,我用一只手从穷人那里夺来成千上万卢布,而另一只手随意扔给他们几个戈比,居然称做善事。行善之前我应该首先处在恶的外面,但相反我的全部生活都是恶。由于种种我参加了的暴力勒索诡计,劳动人民的必需品正在遭受掠夺,而包括我在内的不劳动的人却绰绰有余地享受着别人的劳动。”
托尔斯泰认为,善举应该是这样:有人要你的裤子,你应该把上衣也给他;你有两件衬衣,就应该把另一件给别人。宽恕应该是这样:当有人打你的右脸,你再把左脸也让给他。生命的运动就是不断走向信仰的完美。地位低下的人比如妓女和强盗,只要生出一颗追求完美的心,他的生命价值就远远高于那些贵族富豪。
受到物欲驱使的肉体生命充满罪孽,短暂而虚妄。精神生命却可以通过道德完善拥有摆脱烦恼、丢开羁绊、穿越时空、走向永恒的可能。财富是枷锁,荣耀是桎梏,哪里来和平、无争?何以息谤、无辩?厚德无畏,仁者无敌。托尔斯泰是读过孔孟、读过佛的人,在他辽阔的上帝之爱、基督之心里,有着佛与儒的烂漫气息。
忏悔是信仰之鹰的羽翼。著名的忏悔者有古罗马的奥古斯丁,他因忏悔而进入上帝的灵光,成为无罪的圣体;还有十八世纪法国的卢梭,他在忏悔中看到了自己与生俱来的罪性。托尔斯泰的忏悔让他变成了俄狄浦斯。俄狄浦斯追查城邦的瘟疫之源——杀父娶母的罪犯,结果发现罪犯就是自己。于是他刺瞎双眼,流放了自己。
托尔斯泰在《我的信仰何在》《基督教的教义》《天国在你们心中》等长篇论文中,全面论述了“勿以暴力抗恶”的主张,指出以暴制暴,其暴更甚。于是有了著名的“托尔斯泰主义”,它告诉我们博爱与无条件之爱是世界上所有伟大信仰的核心价值。而从未间断过的人对人的残害,却让人的价值和信仰价值丧失殆尽。
屠格涅夫是跟托尔斯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