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旋即将他予以释放。鲁迅在这一年12月18日致杨霁云的信中说：“安分守己如冯友兰，且要被逮，可以推知其他了。”这时的冯友兰，好像走到一个十字路口，他可以乘此机会与南京政府决裂，大闹一场，加入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的行列，或者继续过去的那个样子，更加谨小慎微，以避免特务的注意。“……我如果走前一条路是会得到全社会的支援，可以大干一番。可是我没有那样的勇气，还是走了后一条路。”在《三松堂全集》第1卷中冯友兰写道：“联大文学院从蒙自迁回昆明后不久，有一天，蒋梦麟约我们五位院长到他家谈话。他说：‘重庆教育部有命令，大学院长以上的人都必须是国民党党员。如果还不是，可以邀请加入。如果你们同意加入，也不需要办填表手续，过两天我给你们把党证送去就是了。’当时只有法学院院长陈序经表示不同意，其余都没有发言表态。我回家商量，认为我已经有过被逮捕的那一段事情。如果反对蒋梦麟的提议，恐怕重庆政府方面说是不合作，就只好默认了。过了几天，蒋梦麟果然送来了党证。”在这本书里，冯友兰还写道，蒋介石在重庆办了一个中央训练团，叫他手下的人轮流集中受训，每半年为一期。训练的目的，是培养他们对蒋介石的个人崇拜、盲目服从的感情，冯友兰感觉，自己就是某种类型的一条狗。训练团中，也开了一些知识性的课程，聘请当时各大学的教授担任讲课老师。冯友兰也被聘担任讲授一门课的老师，课程题目是“中国固有道德”，时间是每隔两三个星期讲一次不等。

    冯友兰曾在《新事论》中说：我们常听见许多关于城里人与乡下人的笑话，照这些笑话所说，不但城里的人比乡下的人知识高，才能高，享受好，即城里的狗亦比乡下的狗知识高，才能高，享受好。这些虽是笑话，而却不见得不合事实。我们甚至可以说，不但城里的狗比乡下的狗知识高，才能高，享受好……在中国，一百个乡下人中，至少有九十个一生没有吃过如城里的富室狗所吃的饭食。

    1946年，冯友兰接受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邀请，到该校任客座教授一年，一方面，讲授中国哲学史，另一方面，还与卜德一起翻译他的《中国哲学史》。这时，他已取得了在美国的永久居留权。因为给学生上课，冯友兰用英文写了一部中国哲学史讲稿。这部讲稿，在1947年离开美国的时候，冯友兰将此讲稿交给纽约一家出版社出版，题名为《中国哲学小史》。这本书有法文和意大利文的翻译本，还有南斯拉夫的译本。1985年又出版了涂又光翻译的中文本。差不多同时，冯友兰的《新原道》也由一位英国朋友翻译成英文在伦敦出版，题名为《中国哲学之精神》。

    1947年，中国的局势急转，解放军节节胜利，全国解放在望。是归，是留？形势逼人，要求在美华人做出抉择。有些朋友劝冯友兰定居美国，冯友兰却说：“解放军越是胜利，我越是要赶快回去，怕的是全中国解放了，中美交通断绝。”于是他辞谢了当时有些地方的邀请，只于回国途中在夏威夷大学住了一学期，于1948年2月回到清华大学。是年12月，清华大学就先北京而解放了。在清华大学解放前夕，南京国民党政府委派青年部长陈雪屏（原西南联大训导长）来清华大学。席间，陈雪屏宣布，南京方面准备一架专机，来迎接诸位先生。冯友兰坚决拒绝，他说：“自此以后，我在人事上虽时有浮沉，但我心中安慰。我毕竟依附在祖国的大地上，没有一刻离开祖国。”

    “我做完了我要做的事，你也会的”

    冯友兰做学问达到了忘我的境界，他晚年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著书立说上。女儿宗璞有一段回忆录，讲述了冯友兰这种“春蚕到死丝方尽”的精神。

    老实说，父亲已去世10年。时间移去了悲痛，减少了思念。以前在生活安排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