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是首先考虑老人，现在则完全改变了，甚至淡忘了。在失明的威胁下，父亲并没有忘记我。或者说，我又想起了他，因为我需要他。

    不要怕，我做完了我要做的事，你也会的。

    我会吗？我需要他的榜样，我向记忆深处寻找……

    用口授方式，完成150万字的大书，可谓学术史上的奇迹。

    父亲最后的日子，是艰辛的，也是辉煌的。他逃脱了政治漩涡的泥沼，虽然被折磨得体无完肤，却幸而头在颈上。他可以相当自由地思想了。1980年，他开始从头撰写《中国哲学史新编》这部书。当时他已是85岁高龄。除短暂的社会活动，他每天上午都在书房度过。他的头脑便是一个图书馆，他的视力很可怜，眼前的人也看不清，可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哲学思想的发展在他头脑里十分清楚，那是他一辈子思索的结果。哲学是他一生的依据。自1915年，他进入北京大学哲学门，他从没有离开过哲学。

    父亲最后十年的生命，化成了《中国哲学史新编》这部书。学者们渐渐有了共识，认为这部书对论点、材料的融会贯通超过了20世纪30年代的两卷本，又对玄学、佛学、道学，对曾国藩和太平天国的看法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还认为人类的将来必定会“仇必和而解”，都说出了他自己要说的话，一点一滴，一字一句，用口授方式写成了这部150万字的大书，可谓学术史上的奇迹。蝇营狗苟、利欲熏心的人能写出这样的书吗？我看是抄也抄不下来！有的朋友来看望，感到老人很累，好意地对我说：“能不能不要写了。”我转达这好意，父亲微叹道：“我确实很累，可是我并不以为苦，我是欲罢不能。这就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吧！”

    是的，他并不以写这部书为苦，他形容自己像老牛反刍一样，细细咀嚼储存的草料。他也在细细咀嚼原有的知识、储备，用来创造。这里面自有一种乐趣。父亲著述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不做卡片，曾有外国朋友问，“在昆明时，各种设备差，图书难得，你到哪里找资料？”父亲回答：“我写书，不需要很多资料，一切都在我的头脑中。”这是他成为准盲人后，能完成大书的一个重要条件。

    更重要的是他的专注，他的执著，他的不可更改的深情。他在生命的最后两年中不能行走，不能站立，起居需人帮助，甚至咀嚼困难，进餐需人喂，有时要用一两个小时。不能行走也罢，不能进食也罢，都阻挡不了他的哲学思考。有一次，因心脏病发作，我们用急救车送他去医院，他躺在病床上，断断续续地说：“现在有病要治，是因为书没有写完，等书写完了，有病就不必治了。”

    当时，我为这句话大恸不已，现在想来，如丝已尽，泪已干，即使勉强治疗也是支撑不下去的。而丝未尽，泪未干，最后的著作没有完成，那生命的灵气绝不肯离去。他最后的遗言是“中国哲学将来一定会大放光彩”，这句话是用他整个生命说出来的。

    20世纪40年代，常有人请冯友兰写字，冯友兰最喜写唐李翱的两首诗——“练得身形似鹤形，千株松下两函经，我来问道无余说，云在青天水在瓶。”另外一首是“选得幽居惬野情，终年无送亦无迎，有时直上孤峰顶，月下披云啸一声。”

    冯友兰的执著顽强，那春蚕到死、蜡炬成灰、薪尽火传的精神，有着极飘逸、极空明的一面。他一方面是儒家“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担得起，一方面是佛、道、禅的“云在青天水在瓶”的看得破。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互补，中国知识分子才能在极严酷的环境中活下去。

    多年以前，冯友兰为女儿宗璞写了一幅字，写的是龚定庵诗：“虽然大器晚年成，卓荦全凭弱冠争。多识前言蓄其德，莫抛心力贸才名。”后来冯友兰又做了一首诗，“七字堪为座右铭，莫抛心力贸才名。乐章奏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