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有时直上孤峰顶
休止符,此时无声胜有声。”冯友兰深知任何事都要用心血做成,对后辈的谆谆教诲,不为一点轻易取得的浮名得意。
后来,冯友兰因视力不好,成了一个准盲人,整日枯坐,冥思苦想,但他做起学问来是十分执著的。
冯友兰在临终前,说了最后一句关于哲学的话:“中国哲学将来一定会大放光彩,要注意《周易》哲学。”
“一辈子从来没有买过菜”
冯友兰北大毕业后回到开封,第一件事是结婚成家,迈出了人生的第一步。
冯友兰的婚姻同这位哲学家的哲学创作一样,都带有近代启蒙的色彩。他的婚姻似乎打破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制度。
1915年,由上海中国公学的同学介绍,冯友兰认识了辛亥革命的前辈任芝铭先生的三姑娘任载坤,任芝铭先生最早在河南提倡妇女解放,并先后将包括任载坤在内的三个女儿送到当时女子的最高学府——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接受现代教育。任女士当时正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比冯友兰年长一岁,够得上当时“新知识,旧道德”的标准。很快冯友兰便和任载坤订了婚。两人订婚时,有约定,等任载坤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毕业以后才能结婚。当时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设本科和专修科,关于婚姻问题,专修科没有什么限制,本科只收未婚学生,如果中途结婚,就要中途退学。当时在北京,北京大学是男子最高学府,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是女子最高学府,两人各居最高学府,恰好两人都是1918年毕业。这样的结合,在全国也可以说独此一对佳偶绝配。
1918年夏,冯友兰与任载坤在开封结婚。冯友兰与任载坤婚后育有四子,长女冯钟琏,次女冯钟璞(作家宗璞,著有小说《野葫芦引》等),长子冯钟辽,次子冯钟越,多学有专成,显然是受家庭浓厚文化氛围的影响。随着子女的出生,任载坤即主司家务。回首家庭生活往事,冯友兰的女儿宗璞说:“这么多年,我觉得父母一直认为生命有更高更重要的东西存在,在父亲,就是他的哲学他的教育事情,在母亲,就是帮助父亲完成他的事业。”
杨长春的《一代宗师存风范——亲友漫忆冯友兰》文章中写到,冯友兰在家里是一个“甩手掌柜”,他能以全部的精力和时间用以著述,这得利于夫人任载坤的倾力支持。冯友兰的妹夫张岱年曾经感叹:“在家中谁也比不上冯先生的,冯友兰一辈子从来没有买过菜。”宗璞笑着补充:“说一辈子没有买过菜也不尽然,在昆明时,母亲身体不好,父亲也曾带我赶过集,不过父亲确实很少做饭,‘君子远庖厨’这句话放在他身上再合适不过。”
西南联大时期,由于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教授的衣食都成了问题。于是,教授夫人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想方设法赚点零花钱,维持生活。任载坤为了让冯友兰安心著书立说、传道授业,设油锅卖麻花补贴家用;而梅贻琦校长的夫人韩咏华卖“定胜糕”,寄予着抗战“一定胜利”的信念,此糕很受欢迎。
1946年西南联合大学要离开昆明的时候,据冯友兰的回忆,教授们大都把从北方带来的东西在街头拍卖,家属们坐在街头摆地摊,占了很大一块地方,持续了几个星期。
“文革”期间,冯友兰蹲牛棚,夫人任载坤天天站在远处眺望,盼他回来,那个地方被冯友兰命名为“望夫石”。任载坤还定期到黑帮大院给丈夫理发。夫妻同甘苦、共患难,度过了这段非常时期。
1977年10月3日,任载坤撒手西归,冯友兰作挽联送别妻子:在昔相追随,同患难,共安乐,期颐望齐眉,黄泉碧落汝先去;从今无牵挂,断名缰,破利锁,俯仰俱不愧,海阔天空我自飞。
“期颐”,称百岁之人。“齐眉”,比喻夫妻相敬相爱终生。“碧落”,谓天空。上联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