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企业中最热心参与世博会的一家。

    当了一回没油水的“肉票”

    1927年10月17日晚，一辆汽车开到极司非而路，车上下来五个人，到张家叫门。佣人刚开门，这伙人就蜂拥而入，先把开门者用手枪顶着押往门房间，接着疾步穿过花园，持枪冲上楼梯。这时张元济正与家人在二楼吃饭，见有这么些人上楼，刚想起身问话，一个绑匪已用手枪顶住饭桌旁的张元济的侄子张树源，大约他们见只有树源一个年轻人，怕他抵抗。有个头目模样的人指指张元济，说：“不是那个，是这一个！”于是，绑匪不由分说架起张元济走了。张夫人、树源和家里所有人都被这突然发生的事情惊呆了。

    张树源先向租界巡捕房报警，后又告诉了商务印书馆的几位同仁。大家知道，绑匪不是要人，而是要“赎票”的钱，总有消息来的。家里人都提心吊胆地等着消息。

    10月19日，高梦旦匆匆赶到张家，对张夫人说，他收到张元济昨日写的信，绑匪开价20万元，让大家快想办法。在信中，张元济关照“严守秘密”，希望“自己商妥了结”，但20万元不是小数字。从哪来呢？高梦旦也不是富翁，帮不了多少忙。接信后大家还是一筹莫展，不知如何是好。

    在收到张元济来信前后，家里也接到绑匪打来两次索钱的电话，可又不说地点，更弄得家人坐卧不安。其实，这两天绑匪也在等消息。经过调查，他们发现目标确实不是“大老板”，对张元济说：“实出误会，惟事已如此，总望酌量补助……”他们当然不会轻易放走到手的猎物。

    张元济被绑的消息，先是一些小报捅了出来，后来各大报，连日本报纸也刊出了有关报道。亲友们来信来电，探询张元济下落，络绎不绝，忙坏了树源。张夫人拿出股票、首饰，勉强凑了5000元。商务印书馆同仁也纷纷想办法营救。其中有这么一段小插曲：商务印书馆有位编辑张世鎏（叔良），平时与三教九流都有些交往，听说张元济被绑，挺身而出，冒冒失失要独闯匪窟，营救张元济，后来被大家劝住。

    不久，绑匪又来电话，约张家人到爵禄饭店谈判，商议“赎票”价格。谈判事当然落到树源头上。为防不测，张世鎏自告奋勇当树源的保镖，一起前往。爵禄饭店在西藏路福州路转角处，其北即为一品香旅馆。上海人都知道爵禄为恶势力盘踞之所。绑匪选中此地与“肉票”家属谈判，看来是有道理的。绑匪方面出面的两个头目，一个姓叶，一个姓李。他们把赎金减至15万元。可是这笔钱，张家当然无法承担。这样的秘密谈判继续了好几次，尽管绑匪们将“票价”减了又减，终因索要过高，无法达成协议。

    张元济在给高梦旦的信中，要家里人到巡捕房“注销”报警，其实那时巡捕房根本管不了此等案件。据现存的几份刊有张元济被绑新闻的小报报道，张元济被绑的当天，盐业银行经理倪远甫也被绑架；次日，宁波巨绅薛顺生又被绑架；连刚上任的上海特别市土地局长朱炎之，也未能幸免。租界上恐怖事件接二连三，捕房束手无策。张元济愿意“自己妥商了结”，看来是早有脱险的良策。

    张元济盗窟六昼夜的生活，从他后来的回忆和所作《盗窟十诗》中可以得知。张元济说那天绑匪把他架出大门，推进汽车。汽车向郊外开去。绑匪用黑布把张元济的眼睛蒙上，还把他双手捆扎起来。张元济很镇静，只感到汽车七转八弯，驶了好一阵。车停后，绑匪把他带进一屋，取下黑布。张元济看出这是一所破旧的农家小屋，桌子上点着一枝蜡烛，墙边有一张破床，看得出用绳绑着床腿。屋里有三四个持枪的汉子。那匪徒头目让手下人解开张元济手上的绳，匆匆走了，留下三个看守。看守们对张元济倒还“优待”，抱来被子，让他睡在那张破床上，他们自己则和衣睡在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