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在盗窟中作了十首七绝，脱险后将诗稿托商务印书馆排字印出，并将印件分送亲友，表示谢意。诗中不仅描述了盗窟的环境和生活，还反映出张元济在彼中镇定自若的心态。

    还有两个细节是张元济自己讲述的。一是张元济当时里面穿的绒线衣有破洞，为看守们所惊讶。他们想不到心目中的“财神爷”竟也穿着破衣服。二是看守中一名年纪稍大者，常常咳嗽。张元济劝他去看医生，还为他开了张治咳嗽的药方，那绑匪感动得掉了眼泪。

    爵禄饭店的谈判不很顺利。绑匪们见“油水”不足，也不得不让步。第四天，10月21日，张元济写信告诉树源，劫持者已答应把“票价”减至2万元，让家中快想办法。（可惜此信没有保存下来。）绑匪们的这一票，算是倒霉到家了。

    当天，叶姓头目又约树源等到爵禄饭店谈判，出示张元济的信，逼张树源交钱。树源想交去5000元，仍通不过。第五天，绑匪可能觉得眼前这个家伙实在是没有油水可榨，就同意了，5000元放人。于是，当时树源又四处奔走，在亲友处借贷到5000元钱，送到绑匪手里。大约他们知道确实榨不出更多的“油水”，第六天（10月23日）晚上，就用汽车把张元济送了回来。1万元赎票，张元济终于脱险，结束了这六昼夜的“奇遇”。

    张元济对被绑事处之泰然，精神上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脱险之后，立即投入《百衲本二十四史》的校勘工作。回家十天之后，即与瞿启甲商谈借印铁琴铜剑楼藏书，并亲自起草了合同的文稿，为日后商务出版《四部丛刊·续编》做好了准备。

    11月14日张元济致丁文江信的底稿中，有这样短短几句话，说出了他对绑票这一社会现象的见解：“若辈……如有生路，谁肯为此？呜呼！谁实为之而令其至于此哉！人言此是绿林客，我当饥民一例看，未知我兄闻之又作何感慨也。”

    1937年许宝骅表弟在（南）京杭（州）公路上被绑，脱险后张元济去杭州慰问。张元济为此写了《谈绑票有感》，发表在《东方杂志》上。这篇文章进一步阐明了他上述观点。文章最后说：“国家管着教育，为什么使他们得不到一些知能？国家管着工商、路矿、农林，为什么使他们找不到一些职业？蝼蚁尚且贪生，狗急自然跳墙。人们饥寒到要死，铤而走险，法律固不可恕，其情却也可怜。我们中国是个穷国，人口又多，出产又少……政府几次明令提倡节俭，我还盼望在位诸公常常牢记这两个字，最好以身作则。不但私人的享用，就是国家的大政也要估计估计自己的力量，分个缓急，定个先后，不要拿国民有限的汗血来作无限的挥霍，或者可以多留下几个钱给这些乡下的穷民，多吃一两顿米饭，买些盐来蒸些菜，这也就是无量的功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