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色毛衣，扎着头发，看人会低头，面孔幼稚，就是当年十七岁女孩的样子。可很难解释原因，可能是神情所致，我有一种感觉，她有某种与年龄极不相衬的老旧的气息，更像某个年长女人年轻时的拙劣仿制品。任何人都能感觉到她与人格格不入。

    如今我已经不太记得她的容貌了。姿容秀丽，肯定的。看上去未经人事，缺乏信心，隐隐抗拒。她缺少我后来见过的不快乐小姐的特征。她很正常，安静。

    她是来投稿的。那时我主持一个夜间节目，任务是拖慢节奏念几封表达思念或悔意的信，制造一点儿临睡前的伤感。我大概缺乏那个行当所需的才能，不过那种节目正在黄金时期，即便做得马马虎虎，我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欢迎。多数人会寄来他们写给某人的信，多半是写给恋人，少数人才会登门投稿。当时她向我敞开心扉一角，也许是因为这节目的特色所致，也许是因为她知道，我感受到了她那不是快乐不起来而是拒绝快乐的波长。

    她的信是写给一个小学同学的，以“张婷，你好”开始，以“希望你也记得我们一起做手工作业的日子”结束，无非离开家乡之后再没相见你还好吗之类。无论如何，她把那封平淡而寂寞的信放在一边，从毛衣口袋里拿出一个钱包大小的迷你相册——相册封皮上印着千纸鹤——决定让我看看她的画稿照片。那些照片令人不适。那类似于戈雅的一个时期，还有某个我不记得名字的法国版画家，或者真正有绘画知识的人了解的其他的什么人。她画的是怪物在吃掉一个孩子之类的东西。有的血淋淋的，有的看得出来是坟墓。要是你想到她是个孩子，那么你会忽略掉那不够高明的笔触色彩，从心理层面严肃地对待它们。我确定我的待客笑容凝固在了嘴角。

    我问她，为什么要画这些？你觉得自己有心理问题吗？她似乎被我的坦率吓住了，点点头，说有吧。这些画会让人不舒服，我告诉她。这句话过界了，她的眼神明显熄灭了一下，变得警觉、疏远。我们还聊了一些什么，不记得了。我肯定开导了她一番，虽是无用的废话，态度口吻却想必让她感到安慰。对于不快乐小姐，我要比一般人更有耐心些，甚至怀有一种叶公好龙式的爱心。毕竟，更年轻的人的不快乐我也曾深有体会。然后她就离开了。

    这是下午的事。当天晚饭后我去打了几局斯诺克——那时我正对斯诺克入迷。按照分数大小，干脆利落地将一只只小球从巨大的台面上清理干净很有成就感，球落袋的声音令人满足，又给我一种冷静、睿智、横扫千军的错觉。斯诺克不同于九球——当然，更高级。围着球台走动时你忽然像个洋派绅士。毕竟那时候没人知道什么是绅士，而我才二十三岁，做着当时可谓浮华的工作。

    离开我们那种地方何其重要，我们心知肚明，觉得她这下子可以开始新生活了。

    谁料到，那个班主任既做了功德一桩，便有些得寸进尺地作为恩人和导师给那女生写起信来。某封信被也是我们学校考去的一个女生偷走了，她疯狂地想知道一个五十多岁的男老师和他的女学生说了些啥。她发现了啥？什么都没有，除了一个变得慈悲的老家伙“你要鼓起人生的风帆”之类的絮絮叨叨。

    失望之余这女生编造了一个师生恋的故事传播了出去。然后在读了两个多月大学之后，某个下午的英语课上，第一个姑娘好端端地坐在教室里，突然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喊叫，从此就疯掉了。我听他们学校的一个见证人说起过这件事。他说，可吓死我了，整栋楼都听见了，那得多瘆人，你自个儿琢磨吧。

    我能琢磨啥？我琢磨事情本来可以不这样，可以完全不这样也可以不完全这样。我琢磨最终有什么她一直竭力控制的东西在脑子里炸开了一片白光。我不知道后来情形如何，不知道那女生是去了精神病院还是哪儿。在十九岁，刚刚得知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