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故事的那个暮色渐浓的时刻，我只是琢磨也许那个把亲生女儿操疯了的老家伙，怀着无限的痛苦与悔恨把她接回了家，这下他可以操个够了。

    S市人都是疯子，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是那种为了喝杯热酒把酒从酒壶倒进酒盅，点燃酒盅烤那只酒壶，酒壶还没烤热，就迫不及待地拿起燃烧的酒盅一饮而尽的疯子。听来也许言过其实，可至少那时候，他们就是那样。即便如今，他们的特质也保留着，还将长久保留，只不过不那么显性罢了。我们这些千里求生的移民的后代，在跃出藩篱、彼此践踏方面真是才华横溢。

    不早不晚，刘娅楠就出现在那时候。

    1998年，在电台播音间的昏暗光线下第一眼看到她，我就知道她是不快乐小姐的一员。当时她十七岁，穿浅棕色羽绒服，内衬灰色毛衣，扎着头发，看人会低头，面孔幼稚，就是当年十七岁女孩的样子。可很难解释原因，可能是神情所致，我有一种感觉，她有某种与年龄极不相衬的老旧的气息，更像某个年长女人年轻时的拙劣仿制品。任何人都能感觉到她与人格格不入。

    她不是为了让我震惊而故意停顿，但还是起到了效果。那间客厅，刘娅楠与人合租的房子中的一间，在天色映衬下，比她的面容更清晰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后来，我一想到那间屋子就回想起惊讶之感。她说的事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客厅里没有地板，是水泥地，干净冷清，也称不上简陋，考虑到地段，租金应该并不便宜。屋顶有台吊扇。我坐在沙发上，她搬了把椅子坐在对面。如今回想起来，那天的感觉是什么呢？那一切太冷清了。茶几上没有待客的水，没有水果，没有音乐也没有别的声响。什么都没有，只有两个人相对而坐。

    刘娅楠说她去陪酒，脾气很坏，喝醉了就要骂人。是的，她常常骂人。

    那谁给你钱呢？我诧异地说。也无所谓，她说。我记得她又重复了她对钱无所谓的意思，反正她向继父要钱。我们应该聊了不少，毕竟那是一下午的时间。肯定聊到了她的男朋友。她有个男朋友，是她在那学校时的老师，有家庭。我在想那这就像一次车祸带来另一次车祸。她犹豫了一会儿，“他不是骗我的。”如今我记得的只有这些。十七岁的姑娘这么说可不意味着什么，我想。

    然后，这孩子正在纠结要不要陪客人睡觉。“我不陪客人出去。客人有要求，我不做。可也就是现在还没做吧，我想。”她依旧说得迟缓、艰难，“也许哪天就做了。其实，我觉得就快做了。也有可能永远不做吧，反正要是不做就永远不做，要做就最近吧。”我记得她这么说。

    我猜你在别的什么地方，不会遇到一个高官的继女会考虑这种事。她看上去脆弱，对平常的东西颇为警惕，却又在危险面前缺乏警觉。她处于毁灭边缘，我这么告诉自己。我遇到了这么一个姑娘，就像捡上了一个麻烦。漂流篮子里的婴儿，或者什么东西。按照电影情节我该拯救她了。可我也知道，这只是她决定对什么人吐露秘密的一天。我只不过恰好是那个人而已。

    我离开前，她的室友回来了，脸色疲惫木然，跟她匆匆打了个招呼，立刻钻进了卧室。

    “她就什么都做。”刘娅楠说。

    那时姑娘们在欢场上是有无形等级的，前三等分别是歌舞团演员、大学生和来自整个东北的美女们。刘娅楠大概是第四等。我想她的室友该是第六等。

    我走到夜色渐浓的小区门口，等着出租车。那儿有个家伙，外号“赵主席”，每天都站在杂货店门口摆着中国人民都熟悉的姿势，像挥别又像打车，等人给他钱好买酒喝。这时他买到了酒，仰着脖子喝着。毕竟有人实现了心愿。

    夜里我照常主持节目，风波好似已经过去了，又有人打进电话来再正常不过地哭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