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所谓的意思，反正她向继父要钱。我们应该聊了不少，毕竟那是一下午的时间。肯定聊到了她的男朋友。她有个男朋友，是她在那学校时的老师，有家庭。我在想那这就像一次车祸带来另一次车祸。她犹豫了一会儿，“他不是骗我的。”如今我记得的只有这些。十七岁的姑娘这么说可不意味着什么，我想。

    然后，这孩子正在纠结要不要陪客人睡觉。“我不陪客人出去。客人有要求，我不做。可也就是现在还没做吧，我想。”她依旧说得迟缓、艰难，“也许哪天就做了。其实，我觉得就快做了。也有可能永远不做吧，反正要是不做就永远不做，要做就最近吧。”我记得她这么说。

    我猜你在别的什么地方，不会遇到一个高官的继女会考虑这种事。她看上去脆弱，对平常的东西颇为警惕，却又在危险面前缺乏警觉。她处于毁灭边缘，我这么告诉自己。我遇到了这么一个姑娘，就像捡上了一个麻烦。漂流篮子里的婴儿，或者什么东西。按照电影情节我该拯救她了。可我也知道，这只是她决定对什么人吐露秘密的一天。我只不过恰好是那个人而已。

    我离开前，她的室友回来了，脸色疲惫木然，跟她匆匆打了个招呼，立刻钻进了卧室。

    “她就什么都做。”刘娅楠说。

    那时姑娘们在欢场上是有无形等级的，前三等分别是歌舞团演员、大学生和来自整个东北的美女们。刘娅楠大概是第四等。我想她的室友该是第六等。

    我走到夜色渐浓的小区门口，等着出租车。那儿有个家伙，外号“赵主席”，每天都站在杂货店门口摆着中国人民都熟悉的姿势，像挥别又像打车，等人给他钱好买酒喝。这时他买到了酒，仰着脖子喝着。毕竟有人实现了心愿。

    夜里我照常主持节目，风波好似已经过去了，又有人打进电话来再正常不过地哭泣。

    次日下午，我让孙中堂带我去见四哥。在S市惹上了麻烦，向来只有一个解决办法，就是找你身边离黑社会最近的人。在北市场，我问鱼贩有没有更大的胭脂鱼。“有再大一点儿的我把脑袋给你。”鱼贩说。那位老四，人称四哥，在S市赫赫有名但没多少人见过的人物，按照孙中堂的说法，深居简出，爱好不多，最大的乐趣就是踱着步子，让他的胖脸在鱼缸背后时隐时现。

    孙中堂开着起亚——如果你混得好又没有好到开林肯，那么就会开起亚——带我去肿瘤医院。他告诉我，四哥罹患肝癌正在住院。“快到点儿了。”他说。他的意思是四哥行将就木。

    “也该死了，老流氓不行了，活着也是给人打工。”孙中堂跟我抬着鱼缸爬着医院的楼梯，说，“你记着我的这句话，兄弟，你永远记着我这句话——时代已经变了。”

    我们没见到四哥，病房门口的几个家伙拦住了我们。他们在走廊上摆了一个棕色皮沙发，面前是张茶几，上面乱七八糟地放着煮鸡架、烤鸡头、人头马、金表、匕首和一把短筒猎枪，还有一大盆鸡汤，上面漂着香菜。他们舒舒服服地坐着，就像在自家客厅里。其中一个家伙是个瘫子，看上去不到三十岁，娃娃脸，坐在旁边的轮椅上，似乎是其中的头目。他们叫他“九哥”，当然也许是“酒哥”之类。后来我再没见过这个人，但听说他接手了他们的生意。

    抽我耳光的那个家伙正在那儿，他嗤笑着，表示四哥不会亲自处理我的事。“长眼睛看不见九哥在这儿是不？”他非难我们。这等于说这事归九哥处理。“没机会认识九哥，第一次见。”孙中堂赔笑。“谁你都认识你还是你？”那家伙说。

    走廊里光线昏暗，九哥坐在阴影里，面部模糊。轮椅上的双腿显然萎缩了，腿上放着一只小鳄鱼皮包，我猜里面装的也许是把枪。他正在喝着那瓶人头马，拿着酒杯的手一指，我和孙中堂随之站在他对面，后背贴着走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