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这层楼上洗手间，推开门，就看见九哥正独自坐在镜子前，腿上仍旧放着他的鳄鱼皮包。我叫了声九哥，这家伙在镜中斜睨我一眼，没说话，就像不曾见过似的。借着高处窗口射进的一缕阳光，这时我才看清他的样子。也许他适合演那种电影，当着孩子的面杀了自己的老婆。他盯着镜中的自己，从鳄鱼皮包里拿出一把电梳子，插上插头，开始梳头。

    他吹着口哨——《好男人不会让女人受一点点伤》，把头发梳成满意的弧度。

    刘娅楠像一个烫伤般存在于我的生活周遭，直到转年三月的那次美术展。即便在S市，美术展览也分一二三流，那是个三流的。那天，一个长头发的家伙找到我，说自己是刘娅楠的老师，就在她曾经就读的那所美术高校。

    他目光躲闪的看人方式让我有个感觉，我了解这种人。他是曾经仪表堂堂娶了地位更高的女人的那种男人，是如今买便宜皮鞋每天擦三遍那种人，是任何时候都尽量不请客的那种人。他未必符合这三样，但他是那种男人。

    他是参展者之一。“这幅是我的。”他说。

    那幅画画的是一间空荡荡的屋子，阳光斜照进来，在赭石色的桌布上投下一半阴影，盘子里盛着几只红色的梨，别无其他。那屋子显得比它应该的更空旷。左下角故作草率地签着一行字，“贫穷而听着风声也是好的”。意外地，不错。

    “这是一个美国诗人的诗。”他指着那行字说。他说，他本来不想找我，不过既然在这里偶遇，那么把有些话对我说了也好。

    在美术馆暖气不足的走廊上，我不得不听他讲述他与刘娅楠之间的一切。我不好告诉他，我不想听。我不想了解一个迟迟不能一展身手的艺术家与一个三陪女之间的情感纠葛。他与那个继父高官的交涉过程我不想了解。他不能让刘娅楠离开夜场的隐衷，我不在乎。关于他们为彼此流的眼泪，我也不想听。

    “你想说什么？”最后，我问。“我想请你别再联系她。”他为难地说。

    一瞬间，我就决定按他说的办。我告诉他，没问题，我跟刘娅楠之间不是他想的那样。

    我走的时候，这家伙在最大程度保持自尊的前提下对我千恩万谢。他握住我的手，然后另一手也握上来。他在哆嗦，我知道那是故意的。他想证明他真的感到羞愧和感谢。不知道说什么好，他说。不用说了，我说。那我不说了，不说了，他说。我说好。你清楚我的意思，他又说。我说我都清楚，好了。

    离开前，我们又在那幅画前经过。我打定主意讥讽他一下。“你这个，贫穷而听着风声也不错的时代，过去了吧？”我说。“可是我怀念它，我多么怀念它。”他说。

    我逃离了那种真诚导致难堪的气氛。

    那是S市每年冬天都会有的五个暴风雪之夜中的最后一个。我独自待在办公室。本该跟我一道值班的那个家伙发现女友跟人约会，又不相信她赌咒发誓的“什么都没发生”，因此拒绝值班。他躺在宿舍床上，看上去决定闷死自己。

    这时我已经把摩托罗拉大哥大换成了一只西门子手机。她打电话来时它闪烁着一片漂亮的按键光。她打了五次，前四次我没有接，第五次，我摁掉了。摁掉之后，一片寂静。我想她是那种格外自尊的姑娘，不会再打来。我猜对了。

    那时我还不知道，她就是那场遥远的地震，会在岁月中涟漪般扩散开来。以后很多年里，我注意过各种类型的不快乐小姐，把指甲咬得乱七八糟的、惯于撒谎的、差不多分不清现实与幻想的、扮演别人的、患有抑郁症的，等等。我能记住每个她们，却记不住那些快乐的。我也听过了第三个高中女生的故事。在那个故事里，母亲对女儿说的是，你忍忍吧。某种程度上，不快乐小姐们构成了我对生活的看法，她们对我来说象征着某个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