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夏天/张玮玮
了也就白白过去了,天一亮,这个黄金世界又会走出无数崭新的贵人,而我的前程在哪里我也不知道。我悲观地认识到:人生来完整,之后只是一个消散的过程,我正在消散中,而且很快。
新的一天开始了,我的一天结束了。邻居们说着话打扫院子,自行车铃“丁零零”地响。我坐在沙发上发愣,一年前搬来时我仔细地布置过这里,我换了新的窗帘、新的桌子,我以为会是一个新的开始。然后我就这样每天坐在屋子里的沙发上,像在等什么。等什么呢?我也不知道。我成了一个颓唐的家伙,孤身一人,阴沉萧瑟。我想象着这个屋子曾经的主人,那个人骑马穿过京城,抖去身上的风尘,昂首在月光下驻足片刻,推开房门,家人站在回廊上等他。我觉得很难过,觉得自己罪孽深重。
家里墙上挂着一幅我从兰州带来的挂毯,上面写着穆斯林的经训箴言:
阿丹的子孙啊/
你每天得到自己的给养/
你却是哀愁的/
你每天减少自己的岁数/
你却是狂欢的/
你看昼夜怎样使新生的/化为腐朽/
怎样使遥远的/缩短为临近的/
那天我做了一个梦:我和一个女孩坐在一只小船上,四周淡蓝色的薄雾笼罩着我们。她坐在我前面,我看不到她的脸,我们只是很安静地坐着。我们没有划船,河水也并不流淌,可小船一直在平稳地向前,一点声音也没有。
我知道我梦到的是谁,醒来后我发短信告诉她,我梦到她了。
我们是经过涛哥介绍认识的。涛哥是我兰州的朋友,也在北京待过。那次著名的瘟疫降临北京时,他和一个朋友去西南避疫,从此就住在那里,再没回来北京。涛哥在北京时我们周末经常一起去怀柔爬野长城,和他在一起我说话很多,我曾详细地给他虚构过我未来女朋友的形象。
去年的某天,涛哥坐在西南小镇的一家店里过下午,看见一个女孩在门口经过,女孩回头两人对视,然后就认识了。涛哥翻看女孩的相机,看到了我给他虚构过的那个未来女朋友。她站在上海火车站的月台上,笑得干净利落。
春天时,我们曾约在北京见面,度过了尴尬的三天。之后,联系很少。她回的短信对我梦到她这件事不置可否。她问我近来可好,我说不太好,喝酒很多昼夜颠倒。她说不要喝太多酒,要是不舒服就去哪儿走走散散心。我说你朋友还和涛哥在西南吗,她说他们还在一起,一直在西南。我说你愿意和我一起去西南看看他们吗。短信很长时间都没回,隔了一会儿她回信说,好啊!
春天时,我们走在北京酒仙桥。北京的东北角是一个迷魂阵,尽管我在北京这么多年,我还是迷路了。我们不知道自己走到哪了,又一路无话,就这么尴尬地朝前走。她比我小很多,她出生在很多年前的一个夏天,她问我:那年夏天你在做什么呢?
那年夏天。那年夏天的清晨,我手上提着一个盒子,走在兰州的街上。街上只有早班公共电车路过时发出的吱吱扭扭的声音,所有清真寺的阿訇都在唤醒塔上做晨礼,唱经的声音通过唤醒塔上的扩音器,像一个忽远忽近的长音,在城市上空飘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