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级时，我已经变成了一个过分心事重重的小孩。这一年我们换了一个新的数学老师，是个大概五十多岁的老人，姓金，个子矮小，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表情严肃，充满了很少见的尊严。他是因为年龄大了身体不好，从城里退到老家我们这所乡村小学的。说到底，我们已经受够了那些嬉皮笑脸满口乡音的业余乡村教师了。每个人都企图获得他的欢心，这种竞争性的讨好令班上呈现出一种奇异的氛围。我比所有的小孩都小一岁，成绩不错，爱好表现，一向很受老师的喜欢，自以为这次也不会例外，却大失所望：他似乎对我这个优等生毫无好感，表扬时总是相当平淡且漫不经心，批评起来倒不遗余力。他很少让我站起来回答问题，不管我把手举得多高。一种故意为之的冷淡，敏感的小孩子却全都意识到了。这让我处于一种微妙的状态中：从前的羡慕和嫉妒正渐渐转化为轻视和幸灾乐祸。

    我的同桌是个杀猪人家的小孩，名叫晓梅，她成绩不好，但对此毫不在意，有种听天由命的乐观。在二十年前的乡下，并不是所有的父母都像我的父母一样，期待孩子通过读书来改变命运，他们中的大部分对于命运这件事早就安之若素，让小孩读书不过是因为大家都在读罢了。那个时候，农村和城镇之间隔着几乎天涯海角的距离，人们普遍都觉得自己的小孩以后不过是在家种田，最多学门手艺，并不想作太多无谓的挣扎。晓梅家就是如此，她母亲早就想好以后让她去当一名裁缝。她父亲是个杀猪好手，在很难吃上肉的时候，他们家显然不缺肉吃，也相对富裕，加上她天真又大方，在班上有种大姐大的气质。我们有次出去野餐，其他小孩不过带点玉米，她却带了一些蹄筋，一种只有在宴席上才能吃到的东西。虽然最后因为根本没人会做饭，谁也没有吃到这道菜，但她的慷慨让大家都折服了。

    我们是好朋友，虽然我妈对此相当不满，她觉得我应该跟成绩好的女生做朋友，但她怎么会知道成绩好的女生之间除了微妙的竞争根本不存在友谊的可能呢。晓梅对我有一种敬畏和保护，她甚至也感觉到了金老师对我莫名其妙的不喜欢，她觉得：“金老师讨厌极了。”她可能是班上唯一不想去讨好金老师的人，仅仅因为他不喜欢自己的朋友。

    期末考试前，金老师给大家做了一次强有力的动员，他拿出一支崭新的钢笔，说会用它来奖励这次数学考满分的人。如果不止一个，那么他就再去买几支，但是，“这次是我出的卷子，很难，估计很难有人拿满分。所以……”他拍了拍那支钢笔，“可能这支钢笔最后还是我的。”

    我激动难耐，不是为了那支钢笔，而是觉得可以通过这次考试一举扭转他对我的态度。晓梅也说：“我觉得你肯定能拿满分，期中考试你就是满分。让他看看你的厉害。”还有其他一些人，他们总是漫不经心，但带着一种试探对我说：“你这次会拿到钢笔吧？”我就说：“很难说啊，我很粗心的。再说我也不想要他那支钢笔。”但我知道，如果这个班上有人得满分，那一定是我，我会让他知道：我是这个班上最聪明的小孩。

    直到发卷子时我都没有改变这个想法。然而金老师却在开始就遗憾地表示：“果然如我所料，没有人拿满分。”其他人都如释重负，他们总是习惯于所有人都一样，一样没出息。有人在偷偷看我，但直到此时，我依然觉得这不可能，一定是哪里搞错了。我面无表情地坐在那里，等着奇迹发生。然后卷子发了下来，我拿了98分，一个微不足道到可笑的错误，一个低级到让我悔意钻心的错误就那样摆在那里。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金老师继续表达着他的得意和遗憾：“可惜啊，有些同学，总是在关键的时候粗心了……”我知道他在说我，他透过老花镜看过来的目光里面什么都没有，没有遗憾和安慰，好像一切本该如此。我看着那个答案：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