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受命即位立志图新

    宋神宗，名顼，又名仲钅咸。是英宗长子，母为宣仁圣烈皇后高氏。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英宗病死，立为太子不久的赵顼仓促间继位，是为神宗，时年20岁。

    神宗于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四月戊寅生于濮王宫。4个月时，他的祖父仁宗给他取名为仲钅咸，授率府副率。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侍英宗入居庆宁宫。英宗当上皇帝后，授予他安州观察使，封安国公。同年九月，加忠武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淮阳郡王，改名为赵顼。治平元年（公元1064年），进封颍王。少年时的赵顼非常好学，喜爱读书，关心天下大事，以致天晚忘记饮食，他父亲英宗曾因此遣内侍劝阻。

    治平三年十二月，英宗病重，一连几十天不能视朝。辅臣入问起居，韩琦催促立储，英宗默默点头。韩琦请英宗亲笔书手诏，英宗写道：“立大王为皇太子。”韩琦说：“立嫡以长，圣意既属颍王，烦请圣上亲自写明！”英宗又在后批上三字：“颍王顼。”韩琦即召内侍高居简，授以御札，命翰林学士起草诏命。于是，正式册立赵顼为皇太子。一个月后，英宗就去世了。

    神宗即位之时，社会矛盾已经比较尖锐。宋朝开国至神宗，已有107年，宋初以来就出现的冗官、冗兵、冗费三大灾害愈演愈烈。宋初制定的一系列制度，即所谓祖宗之法已出现了一些不适应社会现实的地方，必须自上而下进行较大的调整，在政治、财政、军事等方面进行一些改革，才能有效地维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这一点事实上仁宗、英宗都已经看到了。但是，要改革必然会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会引起既得利益者、官僚权贵的反感和对抗。由于强大的阻力，仁宗时的庆历新政很快流产了，主持改革的范仲淹也被迫出京。从此以后，宋代的社会矛盾更加尖锐。神宗即位，正风华少年，血气方刚，有一股锐意求治的胆略。他即位之初就下求言诏，广泛听取建议，决心真正有所作为，干一番事业。他急于寻找一个有才识有气魄能够全力襄助他改革的大臣作为臂膀。在这种情况下，怀才多年的王安石就脱颖而出了。

    王安石为地方官多年，亲眼看到当时社会问题的严重性。他到京城开封任三司度支判官的第二年春，给当时的皇帝仁宗写了洋洋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王安石素与韩绛、韩维及吕公著等人相友善。神宗未即位以前，常与侍臣议论天下大事，很赞赏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韩维是颍王府的记室，每有言谈议论受到神宗称赞时就说：“这是我的朋友王安石的观点。”后来韩维任右庶子，又推荐王安石代其为官。神宗于是想见识见识王安石。王安石在金陵守丧期间，英宗屡次召他，他见时局不利于实现他的政治主张，所以每次都谢绝。神宗登极之初，就打算立即起用王安石，颁诏任命王安石为江宁知府。王安石接到诏命，即日赴任。数月后，又召王安石入京，命为翰林学士，兼侍讲。

    神宗求治心切，非常好学，经常向大臣们征询改革的意见。他立志要做一个唐太宗那样大有作为的明君，改变真宗、仁宗以来政纲松弛不振的局面。所以他第一次召见王安石时就问他治国应当先做什么。王安石答道：“应当先选择正确的策略。”神宗说：“唐太宗何如？”王安石说：“陛下当以尧舜为榜样，为什么拿唐太宗作样子呢？尧舜之道，简明而不烦琐，很容易做到而不繁难。但末世学者不知其中道理，认为是高不可攀。”神宗觉得这种议论使人耳目一新。接着，他又问王安石：“祖宗守天下，能百年间没有大的变动，使天下太平，是用的什么治道呢？”安石退朝后，经过认真思考，写了《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上于神宗。大意是说，太祖赵匡胤善于知人，指挥付托，必尽其材；变置施设，必当其务，故能驾驭诸将帅，对外御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