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反抗这惟一出路了。面对这一局势，登基伊始的蒙哥在1251年下令，凡是贵由汗死后，诸王滥发的扰民令旨牌符，一律全部收缴；今后有关各省的财政事务，未经与宫廷官员磋商，任何人不得发布文书；除成吉思汗特免的木速蛮、也里可温、和尚、道士外，斡脱、官员人等均应按其财产交纳贡赋；汉地人民按贫富交纳不同的税额。然而，蒙哥上述一系列令旨不过是一般的应急措施而已，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相反，他以牙剌瓦赤、不只儿、斡鲁不、睹答儿等管理燕京行省，结果是旧弊未去，新弊又来。比如蒙哥确立的包银制度，牙剌瓦赤等人倡言把包银改为正式税收，每户征银6两。由于汉地官员的力争，才改为4两，其中2两可以用实物折纳。由于缴纳不起，人民逃亡者日趋增多。

    为控制中原，蒙哥命弟弟忽必烈管理中原汉民地区。忽必烈从小受汉文化影响，故推行汉法。然而，蒙哥却反对忽必烈在中原地区执行的汉法试点。1257年夺回了忽必烈控制的地区。

    蒙哥在统治方式上也基本保持了其祖父、伯父的统治模式。成吉思汗用来鼓励其兄弟、子侄们进行侵略战争的一句口头禅是：“取天下，各分地土，共享富贵。”成吉思汗建国后不久，就把蒙古百姓及土地、牧场分封给了他的诸弟、诸子。由于所征服地区民族、语言、文化各不相同，分封诸王都有极大的独立性。大蒙古帝国出现分裂趋势。

    蒙哥继位之后，为了挽回大蒙古国的逐渐分裂，采取了一些措施：首先，利用曲出之子失烈门与贵由之子脑忽、察合台之孙也孙脱企图推翻蒙哥汗权的事件，将三王遣发到汉地军前从征，并将窝阔台领地瓜分数块，分别授予窝阔台的后人，用这种分而治之的办法使他们任何人也无力对抗中央。此外，蒙哥对诸王领地权做了一些限制，规定诸王驰驿最多允许乘3匹马，远行也不准超过4匹；诸王不得擅自征招民户等。

    在贵由执政时期，由于赋税差役过分沉重，人民纷纷逃亡。蒙哥继位之初，为了保证蒙古统治者和贵族的剥削收入，支持巨大的行政、军事开支，补充兵员，于1252年重新编集户口，搜括各地漏籍与寄居的逃户，增加户口20余万。在重新编集户口之后，蒙哥仍重蹈窝阔台的覆辙，按照蒙古传统的“共享”习惯，在宗室、贵族中进行一次权益的分配和赏赐，分别赐予驸马及军将、功臣共近两万户。1253年，为了把全国的权力控制在拖雷系宗族的手中，蒙哥又进行了更大规模的分封。使得大蒙古国的分裂日趋严重。

    三、南征北战死于沙场

    蒙古贵族十分热衷于对外战争，因为战争可以给他们带来巨额的财富。蒙哥继承汗位后，大蒙古国的周围顿时又战火四起。

    自成吉思汗西征以来，蒙古大军已相继征服了波斯的大部分地区，在东部伊斯兰世界中仅有亦思马因派统治的木剌夷（在今伊朗）和哈里发统治的报达（今巴格达）尚未征服。蒙哥继位之后，派遣其弟旭烈兀征讨木剌夷和报达，命诸王各从所属军队中抽出十分之二从征，还从汉地征发炮手、火箭手千人，由著名攻城能手郭侃率领，随军出征。镇戍波斯的拜住军、怯失迷儿（今克什米尔）的塔亦儿拔都军亦听旭烈兀调遣，阿母河行省供应军需。1252年七月，先锋怯的不花率12000人先行；1253年十月，旭烈兀统率主力大军浩浩荡荡向西进发。1256年六月，旭烈兀率诸军四路并进，围攻亦思马因教主鲁克奴丁所在之麦门、底司堡，架炮轰击。十一月，鲁克奴丁被迫出降。蒙古大军三路并进，开庆元年（公元1258年）一月，抵达报达城郊，30日完成了对报达的包围。二月十日，哈里发率众出城投降，旭烈兀下令屠城。

    与此同时，蒙哥又开始了对于南宋的战争。蒙宋对抗始于端平元年（公元1234年）的洛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