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屈服于洋人呢？

    光绪帝亲政不久，清王朝又面临着更加严重的危机。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建立起地主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狂妄地想称霸世界，走向了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与它一衣带水的邻邦中国成为它的首要侵略目标。

    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春，朝鲜爆发了农民起义，由于历史上形成的中朝之间的宗属关系，清政府应朝鲜政府之邀，于五月派兵入朝，帮助朝鲜政府弹压农民起义。清军出兵之时，按照光绪十一年签定的《中日天津条约》的有关规定，主动通知了日本。可是日本却借此机会大作文章，在朝鲜国内起义已被镇压下去，中国通知日本准备撤军之时，反借口保护日本侨民，大量向朝鲜运兵蓄意发动战争。清政府为平息事态，提出中日两国同时撤兵的建议，日本不但不接受，相反一再增兵，并向中国驻军挑衅，中日战争迫在眉睫。

    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内部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以西太后和李鸿章为代表的妥协派，为一己私利主张妥协退让。在国家御敌备战，需款应急之际，西太后却为了准备当年的60大寿，在颐和园等处地段装点景物，肆意挥霍钱财，在她看来，没有什么事比她的60大寿更重要。手握重兵的李鸿章，怕损失自己苦心经营的实力，所以在西太后的支持下，借口衅不自我开，一味因循顽误。与此相反，以光绪帝等人为代表的主战派，则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坚持备战抗敌的方针。在日本已露侵略端倪的时候，光绪帝毫不犹豫地表明了自己的抗战态度，一力主战，并且积极，支持朝野官员的备战抗敌呼声，不断发布谕旨，责令李鸿章加紧备战。

    自光绪二十年五月中日关系紧张加剧，到八月一日清政府正式对日宣战止，光绪帝在抵抗派的支持下，以极大的热情和努力，筹备抗战事宜。首先，光绪帝坚持依靠自己的力量，反对李鸿章等人寄希望于列强调停的错误方针。甲午战争正式爆发前，各国列强为了自己的利益，表示愿为中日调停。对这种虚伪的表示，李鸿章等人深信不疑，视为救命法宝，同各国公使频频往来，不注重备战，而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列强的调停上。光绪帝对此十分反感，强调抗战要靠自己的力量，不能依靠他国。五月下旬到六月初，光绪帝连续几次下令给李鸿章，要他认清日本蓄意挑起战争的严酷现实，应抓紧调派兵丁，准备军火粮饷，作好迎战准备。并明确指出，各国列强的调停是靠不住的，他们都有自己的企图，不要麻痹上当。光绪帝之所以不同意利用列强调停的政策，一方面是由于光绪帝怀疑列强的诚意，另一方面也不愿借助他邦，示弱于人。可是，李鸿章在西太后的支持下，置光绪帝的指责于不顾，我行我素，继续寄希望于列强的调停。六月下旬，日军在朝鲜丰岛海面突袭中国的运兵船，致使中国上千名官兵壮烈牺牲。李鸿章却为之兴高采烈，因为被击毁的运兵船是李鸿章雇用的英轮——高升号，他认为英国必会勒令日本妥协。光绪帝对此十分愤怒，又连续几次谕示李鸿章，不要坐失时机，观望不前，要立即整军奋击，否则严惩不贷。其次，光绪帝积极筹措款项，为备战提供物质条件。战事紧迫，需要大批物资供应，然而当时清政府财政吃紧，这使光绪十分为难。可是，西太后却为了筹备自己的寿典，修建颐和园，动用大批经费，置战事于脑后。光绪帝为了集中国力备战，冒着被西太后痛骂的风险，请求西太后停止营建颐和园，把钱财用到军费上。对此西太后十分恼怒，痛骂光绪不仁不孝，可是迫于形势，不得不忍痛发布懿旨，同意光绪帝的请求。并同意简化万寿庆典的准备活动。光绪帝督促户部、海军事务衙门，从盐课、海关税、各省地丁银等项中抽出300多万两，交给李鸿章做军费。光绪帝虽然受到西太后的压制和李鸿章等人的抵制，但却为备战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和心血。

    光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