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六月下旬，日军不宣而战，向朝鲜牙山中国驻军发动进攻，中日战争拉开了序幕，这在中国社会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社会上的抗战呼声更加高涨，主战派也更加活跃。人们纷纷揭露日本的侵略行径，斥责李鸿章等人欺骗朝廷，抵制圣意，屡失战机的误国行为。主战派的中坚人物礼部右侍郎志锐、侍读学士文廷式等人，请求光绪帝乾纲独断，严明赏罚，扩充海军，审视邦交，挽救抗战大局。在抗战呼声的激励下，光绪帝的抗战态度更为坚决。这年八月一日，光绪帝正式颁布上谕，向日本宣战。在这个上谕中，光绪帝猛烈抨击了日本威迫朝鲜，伤我兵船的侵略行为，严正指出，日本的行为不仅不合情理，简直就是不遵条约，不守公法的强盗主义；命令李鸿章立即派出军队，迅速进剿，还击自卫；并命令沿海各地的将军督抚，要严守各口，加紧备战，随时准备痛击日军。

    在封建社会里，皇帝的谕旨应具有绝对的权威，臣子只有执行的义务，而没有提出一点异议的权力，然而这一常规却在光绪帝这里行不通，因为光绪帝有名无实，没有真正的权威。所以，虽然光绪帝心急如焚，措词严厉，但手握实权的主和派却置若罔闻，无动于衷。光绪只能利用他手中有限的权力，以李鸿章指挥无方，旅顺失守，给予他革职留任，摘去顶戴的处分，对主和派进行了力所能及的督促和处罚。

    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正月，威海卫海战失败，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日本侵略者认为时机已到，向清政府透露，如果派位望甚尊、声名素著，并有让地之权者来日本谈判，中日便可议和。当时，主和派固然成为惊弓之鸟，乱作一团，即便是光绪帝等主战派也拿不出良策。西太后根据日本的要求，主张派李鸿章去日求和，光绪帝表示异议。但西太后单独召见朝廷枢臣，命让李鸿章 来京请训，奕？小心地说：“皇上的意思不令其来京。”西太后大怒，蛮横地说：“我可做一半主张！”在西太后的指使下，军机大臣孙毓汶草拟谕旨，正式任命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并宣告，光绪帝在此以前给李鸿章的一切处分均免，赏还翎顶、黄马褂，开复革职留任处分。

    李鸿章到日本后，于三月二十三日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给了日本。三月二十九日，条约文本送到北京。光绪帝看到条约中的苛刻内容，心中十分愤慨，百感交集，痛心地说：“割台湾则天下人心皆去，朕何以为天下主？”主战派人物翁同龢、军机大臣李鸿藻等人也坚持不能承认这个条约，国内舆论也纷纷要求废约再战，并提出迁都持久抗战的策略。所以，虽然孙毓汶等一再逼迫光绪帝批准条约，但光绪帝没有答应，拒绝用宝签字。光绪帝想，要想废约再战，也只有迁都一条路了，所以光绪帝亲自到颐和园，力争西太后的允准，西太后淡淡地说“大可不必”，这样，光绪帝惟一的希望也破灭了。四月初八日，光绪帝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被西太后等强词逼迫，顿足流涕地在条约上签了字，批准了《马关条约》。

    三、锐意维新千古遗恨

    甲午战争的惨败，《马关条约》的签订，使民族危机更加严重，举国震惊，人们愤慨悲痛，为堂堂天朝的衰败而叹息，形成了“四万万人齐下泪”的悲壮局面。在时代的逼迫下，救亡图存的呼声逐渐高涨，这不仅表现在一部分统治者掀起了追求富强之术的热潮，更重要的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登上了历史舞台。在时代波涛的冲击下，光绪帝也进入了他一生中最富有生机的时期。

    光绪帝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批准了《马关条约》，割地赔款，开埠通商等不平等内容，大清王朝的权益大量丧失，这使光绪帝陷入极度的痛苦和郁闷之中。他想，祖宗之地在自己手中丧失，自己不就成了不忠不孝的千古罪人了吗？痛定思痛，他苦苦思索，素以天朝自居的大清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