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挤出眼泪，结果却湿了裤子。打小就特怕死人，总担心那物事会突然坐起来冲你一笑什么的。我想如果伟大领袖在天有灵，一定大发革命雷霆，无神论领袖的遗体是尔等拿来展览的么？

    我又看地图，又问路人，东拐西绕，走进一大片不见边际的迷宫般的胡同里，好不容易才找到“烧饼胡同”。这个压根就没烧饼铺子的胡同又窄又挤，一人多高的灰扑扑的老旧建筑，犹如八十年代初期的靀城背街，和胡同外宽阔体面的大街犹如两个世界。晨歌所在的赫赫有名的出版社就位于胡同深处。

    老四合院门口，一老头命我登记。还好，登记薄上“来京目的”一栏换成了“来本单位事由”，所以“瞻仰伟大领袖遗容”就变成了“和晨歌谈稿”。老头拿起老花镜，看看我填的信息，再抬头扫视我一眼：“哦——四川的？出书的吧？”

    我哼哼哈哈。他又问：“家乡人民生活还好吧？”

    我有些吃惊，答道：“托您的福，家乡人民很幸福。”

    他显然很满意这个答案，还做出礼贤下士状，亲自领我走进大院。晨歌正和一著名作家通电话。他看上去年轻，一表人才，站起来和我握手，捂着电话对我说先到对面主编室。冬阳娇小精干，前几年她和晨歌编辑的几套作品横扫中国之后，畅销书不断，名气如日中天，门庭若市。冬阳取下眼睛，看着我：“你是戈海洋吧？”

    “是的。”我就像伪军见了太君似的点头哈腰。

    “你这是专门到北京谈书稿来了？”

    “好几件事呢。”

    “你的稿子我看了。”她站起来给我沏了一杯茶，安排我坐下，接着说，“你年轻，有潜力。不过这部书稿要出的话还得大改，咋改，你听我的意见。”

    “当然当然，给你们投稿，我不自量力。”我恭谦地说。

    “我们社虽然名气大，但还是小社。”她说，“你看我们这办公环境，老民居，够寒碜的吧，来个人都不好意思。不过我们过两月就搬到写字楼去了，五A级的，以后有机会可以过来坐坐。”

    然后她叫一女孩将我的书稿拿来，翻开，里面有一些用笔标出的记号，她随便指出几处：“你瞧，你这样写，看着倒痛快，出来肯定惹事。”

    “那不过一个处级干部，这种芝麻官中国怎么也得上百万吧。”我小心翼翼地说。

    “这个跟级别没关系，是写法问题，背后是态度问题。你这部稿子麻烦大了，还没出就被盯上了，出了你可没事，我们脱不了关系。也许别的社没问题，我们出过一次事，检讨个没完。”她解释道，“我们是出版社，上边不给你书号，你吃啥？”

    “理解，理解。”我连连说。

    冬阳要我把书稿拿回去动大手术，改完给晨歌。寒暄一阵，把我送出了烧饼胡同。为了确证烧饼胡同是否真有烧饼，我从另一头走出去，连烧饼味儿都没有，倒是有几家杭州包子铺把我的肠胃刺激得咕咕直叫。和四川包子相比，西湖边的包子实在难吃，北方饺子还行，个儿大，至少填个饱。

    2

    长安街上道路的宽阔、建筑物的宏大、车流的湍急和人流的密集，摧枯拉朽般让人产生蝼蚁般的渺小感。密集而警惕的警察、便衣和保安让人浑身痒痒，以致于我经过他们的面前时，努力装出一付上对得起党和政府下对得起人民的样子。我在王府井附近闲逛一阵，挤上1路公汽到了西单图书大厦这个中国最大的书店。这里不愧是个免费看书、免费纳凉的好地方。暮色苍茫时，乘地铁到大望路，然后倒车前往红庙。

    几年前，李皓和杨星辰再也无法忍受清贫，从位于京郊的单位不辞而别，沦为京漂一族。后来，他们向我炫耀他们上报啦——被单位开除，报上发声明了。

    1997年初夏到北京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