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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李皓说，他在北京谈过惟一一次恋爱。那个刚烈的内蒙女子，让他还未破处便饱尝“家庭暴力”，不到两个月他便逃之夭夭，换工作，连手机号也换了。这事儿没任何旁证，根据他的一贯为人，我信了他。在其后整整六七年时间里，除了出于礼仪的握手、公交工具里身不由己的隔着裤子意淫以及那个强买强卖的“霹雳娇娃”，他连女人的手都没再摸一下。这事也没旁证，也姑且信他。李皓曾尝试找一个北京工人阶级的女儿做老婆，可是这年头，别说工人阶级的女儿，就是农民阶级的女儿都把目标对准了资产阶级或买办阶级啦。李皓的终身大事就这么一直耗着。

    李皓的家人不答应了，他老爹无数次唠叨，李家的香火不能断在他这一代上。多次唠叨无效后，忍无可忍的家人发动了一切能够发动的关系为这个三十来岁的独子介绍对象。以前他们向别人推销儿子时总说：“我儿子在北京工作，火车来火车去。”

    别人当场拒签：“咱村在北京修房子的建地铁的当保姆的做小姐的一大把，都火车来火车去。”

    自从李皓到那个联合国涉华项目做翻译后，他们说话的口气完全不同了：“我儿子在联合国工作，给外国专家当翻译官，飞机来飞机去。”

    这句话很短，但几个关键词的能量就像齐天大圣的咒符一样将他们镇住了。很快，李皓家比村长乡长家都热络。老两口选来选去，择优录取了二十七岁的镇医院医生邱杏花——既能生娃，还能挣钱，还能给家人治病，一本万利。邱杏花积了十天假来京，名为旅游实为“验货”来了。我和杨星辰责无旁贷地充当起陪客兼说客角色。

    李皓精心倒饬（注：倒饬，北京方言，指修饰，乔装打扮，下同。）一番，让杨星辰开着他的“马自达”去西客站接人。我上车时提醒杨星辰：“记住，这是李皓单位的车，你只是个同学兼车夫。”

    “放心吧，咱是联合国牌照，牛逼大了。”杨星辰发动引擎。李皓纠正：“别胡说，联合国和领事馆的车都是黑色牌照，连外企都是。”

    我们举着牌子在出口等，几乎到人流最后，才有一个戴眼镜大背包的娇小女子从一个背角汗流浃背怯生生地走过来说：“我是邱杏花。”

    赶紧扛包的扛包，递水的递水。小镇长大的邱杏花看上去颇为清秀和质朴，和李皓搁一块，顿成美女和野兽之势。李皓手足失措语无伦次，要不是今天戴着隐形眼镜，眼珠子就掉下来啦。一上车，杨星辰来了个火力侦察：“小邱第一次来北京吗？”

    “嗯。”

    “那咱先去全国人民都向往的地方。”李皓发出指示，杨星辰唯唯诺诺：“喳——”

    我故作担忧地问李皓：“快下班了，单位还用车吗？”

    李皓大咧咧地：“没事儿，外国专家出差还没回来，今儿个这车就归我啦。”

    杨星辰对副驾座上的我挤挤眼睛，嘀咕道：“还好专家明天就回来了。”

    “马自达”驶过天宁寺桥，绕过西便门桥北上复兴门立交桥，然后转入西长安街向东直奔天安门而去。汽车在天安门绕了一圈，并深入前门大栅拉一带晃悠一圈，折回长安街，朝建国门四川驻京办而去。一路上，李皓以一个老北京的口气介绍着沿途著名街道和庞大建筑群：“这就是电报大楼。”

    “这是西单。”

    “这是新华门，里面就是中南海——党中央国务院就在里面。”

    ……

    和任何初到北京的外省人一样，邱医生对这个帝国般庞大的都市有些惊慌失措，我们的过度热情没消弭反而放大了她的局促。我和杨星辰拐弯抹角考察了邱杏花一番，得知邱杏花也属上进青年，除了当上了县里优秀医务工作者，还考上了在职研究生。

    登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