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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本书其实是应景之作，写得异常顺手，从投稿到签合同只一月。期间，编辑对一些可能引人不悦的材料做了些弱化处理。让我满意的是首印三万册，版税率百分之十起步，这样一算，短短三月挣五万多块，也不算白忙活。码字这条路似乎越来越有前途了。

    社里还把此书作重点书，将召开新书发布会并联络百家媒体参加，报纸杂志电视电台网站中央地方海外应有尽有。对天宝说这事时他以为我喝高了：“给你这样的无名小卒开这种规模的发布会，闻所未闻。就算你这本书题材好，容易炒，风险也太大啦！”他掰起指头给我算，“大媒体一个红包五百，一般的三百到四百，最少也得二百，就算平均三百块，一百家就是三万块！哪有这么干的？”

    我只好说：“我没疯，是出版社疯了，你到时来看看吧。”

    他说肯定来。对出版业一无所知的杨星辰李皓只觉得我牛逼大了，小羽觉得我这人“还算靠谱”，决定参加发布会，给我压阵。

    时间越来越紧，社里越来越重视，为了赶订货会，特地成立项目小组，连国庆休息都取消了。我也被纳入小组，任务是找人写书评，和责编老徐联络媒体。

    这本书立意不错，但还很粗糙，我想好好加工一下，新年后出，但为了赶订货会，也为了防止不可预料的“放一放”啥的，硬着头皮上了。设计了十个封面，社长大人恰恰挑选了一个我最不喜欢的。色泽太暗，放在书店毫不起眼；内页设计也缺憾，蜂窝状暗纹虽有隐喻意味，但不够洁净。社长大人军人出身，曾在某军委领导人身边工作过，说一不二的。老徐劝我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在执行中理解。

    出版社会议室太小，社长决定在繁华区租赁。孰料恰逢五年一度的执政党全国代表大会即将举行，北京保安级别被调到最高，二环内沿长安街所有会议室都禁租。我和老徐忙活一阵无疾而终。社长急了，亲自出马谈妥东方广场里一个豪华多功能厅。赶紧布置会场，样书被运过来，在主席台上摆好几摞，横幅和招贴画被分别挂在主席台的后面和周围。

    正好大举清理“不稳定因素”，周期性“猫捉老鼠”的游戏又一次上演，一时间诺大京城风声鹤唳流民四散。有愚老大撑腰的牛胖子、为联合国工作的李皓和有房有车有公司的杨星辰都不再担惊受怕，我这个上不沾天下不着地的码字工倒成了不稳定因素。暂住证硬硬地还在——过期了。

    老徐一再吩咐我特殊时期不要乱跑乱动。好在我住的这个小区虽有扫荡，但没挨家挨户检查。出门异常小心，步履蹒跚老态龙钟的“小脚侦缉队”并不可怕，就怕那些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对社会有报复心态的狂暴联防。我买来一双旅游鞋穿上，出门探头探脑好一番，随时准备拼上老命狂奔几千米。

    午饭后急哧白咧地出门。先警惕张望一阵，没“敌情”，心想周末不致于吧，便放心小跑起来。刚出小区，一声断喝：“站住！干嘛的？”

    我愣了一下，四周一看，没反应，以为幻觉了。正想走，一辆停在小花园树林里脏兮兮的面包车打开车门，几个守株待兔的联防跳了下来。我拔脚就跑，来不及了，几个大汉向我扑来，铜墙铁壁一般。拧脖子的拧脖子，拧胳膊的拧胳膊，抱腰的抱腰，抱腿的抱腿，那阵势，就tMD围捕基地组织某分支机构头目似的。牛胖子的午夜遭遇大白天地在我身上重演了。流氓会武术，鬼都挡不住啊。很快，他们大山一样压在我后背，我的胸膛紧紧贴在路面，我的裆部正好顶着路上一块锋利的石头上。我被压歪的嘴巴差点啃着被冻僵的泥土，我斜着的眼睛从地平线上望上去，犹如一只蚂蚁从地面望着大象，几条扭曲的人影绞刑架一样高大而伟岸。人影阴云一样倾覆下来破口大骂。他们口里飘出的大葱味熏得我翻江倒海，他们铁钳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