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过时吧。社会也是个食物链，谁愿意处于最下端啊？”

    “这不是达尔文主义吗？”这呆瓜站起来，我故作惊讶：“进化论也从书里删除啦？”

    和我耗上啦：“现在资本家都入党啦。”

    “入党就绝对好人吗？你有逻辑吗？贪官几个不是我党党员？”我反问他，下面有人鼓起掌来，主持忙提醒，“别跑题了。”

    又一不识相的面瓜：“你这不是挑拨老板和员工的关系，挑起阶级矛盾吗？”

    “我算老几啊，屎壳郎一个，充其量卷起千堆粪。”我笑着反问他，“阶级矛盾？中国阶级都没了，哪来的阶级矛盾？充其量是阶层矛盾，劳资矛盾。但也谈不上挑拨，我开宗明义就说了这点，我只是告诉您一些真相，你要咋干是你自己的事情。”

    一个头发花白的敦厚老记者问：“我看你很年轻，是不是和老板有不愉快的经历啊？”

    “我虽然不算老，但我受过刺激——我受过强——烈的刺激。”我有些激动，下面短暂笑声后一片寂静，“我是下岗职工，能愉快吗？我下岗时才二十七岁，您这么大岁数了还在为党工作——当然还有比您老得多的。您说我这岗是不是下得也太早了点？国家培养这么多年，还没报答呢。老先生，您看我像落后生产力的代表吗？”

    老头默默点头，若有所思地拿起笔。场面冷清下来，主持人四处望望：“还有问的吗？”

    ……

    一苦瓜型美女举手提问：“您在本书的前半部说老板不靠谱，后半部又让员工自己当老板，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不矛盾。”我一字一顿地说，“我是希望员工变成人面人心和兽面人心的好老板，但首先你得先摆脱坏老板，你不摆脱枷锁，怎么跳舞啊。”

    “您写这本书是不是受了《总统是不靠谱的》启发？”又一女记者问。我说听说过，没看过，本能的反抗嘛，我问：“流氓无产阶级从来不屑于隐瞒他们的观点，咱们国歌第一句咋唱来着？”

    我的眼睛四处搜寻，接下来的记者有些扭扭捏捏：“我浏览了几页，发现您的语言非常情绪化，有暴力化倾向，您是一个愤青吗？你写过诗吗？”

    “还有人说我‘面’呢，今天还被联防暴——”我及时刹车，“我确实愤青，但我属于八十年代理想主义愤青的残渣余孽，和当下这帮现代义和团有本质区别，我最怕别人把我们弄混了，丢不起那人。精神上的老爹都不同。——我当过诗人吗？我偶尔哼两句打油诗，前几天我还信口开河附会两句：地上一片光，疑是额上霜啥的（我不由盯了盯小羽），狗肉上不了台面，不过，坐中间那几位都是诗人。我血和他们一样热，但禀赋不够啊。”

    仨人遭受到突如其来的聚焦，先是一愣，很快一付坦然领受的样子。胡蒙举手，拿过麦克风（他带着棒球帽，还好没人认出来），站起来说：“现在谁还写诗啊？我叫胡骏，作为作者私人朋友我问一个问题，你是不是打算写一个‘不靠谱’系列？就像老婆不靠谱，老公不靠谱，老爸不靠谱，朋友不靠谱，领导不靠谱啥的。”

    “一切皆有可能，你的左脑靠不住右脑，左手都靠不住右手呢。”我说。听众大笑。主持人看看手表，四处看了看说：“谢谢记者朋友们光临，最后一个问题。”

    天宝嘻嘻哈哈站起来：“我是一家出版社编辑，作者也很熟，看着他搬进地下室，又看着他搬出来。这稿子我也看过，没想到你们抢了先。请问社长，这本书首印多少，版税多少？”

    社长呵呵大笑，声如洪钟：“商业秘密，无可奉告！你们看这个发布会规模，印数会小吗？这只是第一波，还有第二波、第三波。”

    总算没砸锅，社长拍着我的肩膀：“还行。”

    会后我请大伙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