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黎翔支支吾吾：“有好消息，有坏消息。”

    “是不是非说不可？”

    “那倒未必。”

    “那就别说了。”我说，“坏消息说了也白说，早就麻木了；好消息就先忍着，等到以后一块说。”

    “那我还是别说啦。”“铁公鸡”笑着做个鬼脸，退出去了。

    2

    一晃，我这个异乡人在北京进入“七年之痒”，我依然没摆脱“不成功罪”的梦魇。残酷青春不堪回首，转眼又入中年危机。我的生活依然一塌糊涂，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中间没有爱情。但我必须以日渐疲惫之躯猥琐之态在这个竞争日益惨烈的磨盘里死乞白赖地硬挺着。我这业绩，和当初闯荡巴黎的巴尔扎克以及于连相比可差多了。惟一的进步——按家乡人的说法，我已经北方化了。时不时冒出二不挂五（注：二不挂五，四川方言，指不可靠，不地道。）的北京话，大大咧咧，不修边幅，皮肤粗砺得像北京的建筑和天空，胃口驳杂如流浪狗，一句话——糙了。

    “纽东方”当初出国留学的几个室友，只有一个老北京杨涛回国。他摇身一变，成了一家美资公司的技术骨干。他当初的女友茵茵早成家庭主妇了。其他人有的在美国找到了工作，等绿卡，换身份。没找到工作的，基本读博或博士后，只有山西人严力果胆大包天黑下来了。他的理由很充分：我是学美国研究的，离开美国我还研究个屁啊。

    看着我的状况，杨涛从人生规划方面给我分析了一番，觉得我还是找个稳当行当为妥。我反思一番也觉得有些理，也遇到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出了几本书后，结识了一些新朋友，参加了一些文化活动，连中国最牛逼学府也去招摇了一番，出了一些风头也放了一些炮。不久，一牛逼大学的教授联系上我，他看了我的书，辗转找到我。

    在一家不错的素食餐馆“荷塘月色”里，我见到彭教授，他气质不凡，看上去颇有仙风道骨，伸手第一句就是：“你把我们这些学院派骂得狗血喷头啊！”

    我颇为尴尬：“那都是瞎闹，逞一时之快，我这人说话不过脑子。”

    “没过脑子都能骂出花来，过了脑子那还得了？”彭教授打趣道，很豁达地说，“没关系，不打不相识。”

    “大师肚里能撑船啊。”我说。

    简单寒暄后，他抛出主题：“你还是做我弟子吧，我正招人呢。”

    我颇为吃惊，谦逊说愿闻其详。

    “我知道你对体制内的人有看法，但——”老彭话锋一转，“你这样的自由职业者长期下去也不是个办法，体制内体制外各有利弊。体制外自由，体制内至少管饭还管你的生老病死。你看看王二，比你有才华吧，图清高，从体制内跳出去，死得多惨啊！四十出头就没啦！还有以前大名鼎鼎的先锋派作家，居然沿街乞讨，斯文扫地嘛！当年和他一起成名后来进入体制内的几个作家，现在都名校教授啦。”

    我说我太明白了，老九的宿命要么就是竹林七贤一样沦为孤魂野鬼，要么就是招安——招安是主流。姜太公钓鱼是为了招安，孔老二周游列国是为了招安，诸葛亮躬耕南阳是为了招安，宋江上梁山甚至托名妓李师师斡旋依然是曲线招安。头悬梁锥刺骨十年寒窗一律是为了招安，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嘛。

    彭教授笑起来，招安太难听，这叫入世，说白了还是尽社会责任。皇帝王八蛋，士大夫再不出来尽点责任，咱中国人还能活吗？都说现在学风很烂，确实，连我这名校教授出去也为那些满嘴跑火车的同事丢脸。

    “是啊，都成过街老鼠嚎叫野兽啦。”

    “说实话我都不敢说是他们的同事，万一有人恨乌及屋背地里给我来一板砖咋办？”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