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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 一九八二 黄花岗七十一年后
  当他们老了,当他们受伤难医、有病难治了,国家开始放走他们,让他们自由,由他们自力更生。但是,他们也知道他们跟社会脱节太久了,“以军为家”太久了,太久的单调军人生活,使他们除了放枪以外,什么都不行了。因此,回到社会,他们满怀欣喜,却也为之情怯。我排里的一位老兵,当他手提包袱,脚穿球鞋,泪流满面的接受我们欢送的时候,他突然坐在地上,不肯走了:“我为国家打了这么多年的仗,在我年轻时候把我抓来,不让我走;如今我老了,打不动了,又要赶我走。我到哪儿去啊!”

    到哪儿去?去做蹩脚工人、去做蹩脚工友、去做蹩脚门房、去做蹩脚守卫、去做蹩脚司机,能找到这些差使的,还是他们之中的幸运者。等而之下的,就要去基隆海边做贫户、去屏东河床搬石头了。

    他们老了,也需要亲情。大陆上的家,对他们已恍如隔世。在台湾成个家吧,那又谈何容易!只好“买”个残障女人、高年寡妇或山地姑娘。有人真的“买”到了,那是靠他们多年累积的储蓄和不可思议的财源。有一次我看一个老兵摊出他的储蓄——一捆捆钞票——在数,数完一捆,朝床上一丢,说:“这捆可买条大腿!”又数一捆,又一丢,说:“这捆可买只胳臂!”有朝一日,整个的老婆,就在这样分解结合中凑成了。在他数钱的时候,面露得意之色;在旁围观的老兵们,面露羡慕之色,那种对比的神情,我至今感到心寒。

    自己属于自己了

    李师科是千千万万老兵中的一位,他是因病退役下来的。退下来后,在兵工基地做工两年,再申请到巴西做工,可是不准出境。于是,他奔波谋生,“日子过得好苦。”到了一九六八年,才找到开计程车的职业,“车子是向车行租的,每天租金就要五百块,有时跑了一天车,还不够吃饭。”

    不够吃饭还不够,还得应付警察找麻烦。李师科多次遭到交通警察不公平的开“红单”,要不断的缴罚金,使他非常怨恨。警察是国家权力的象证,他恨上这种两脚会走的国家。

    生活的困苦与对警察的怨恨,随着他的年纪,情况越来越深了。他戎马一生,到头来一无所有,他既不能养儿防老,又不能获得任何退休金,他的老境,是注定要堪怜的。现在的困苦,都没有人理他;将来的死活,又有谁理他呢?现在尚有能力谋生,都拮据如此;将来更老了,又怎么度余年呢?这种没有安全感,在他也是与日俱增。

    要退伍不让退,要出境不让走,困苦、怨恨、没有安全感,每一项原因都是合理的、正常的,都构成一个老兵的抗议、都构成一个公民的抗议、都构成一个人的抗议。没有这种抗议,人还叫人么?

    在另一方面,李师科没有家乡,也没有家庭,这种情况,是国家造成的。李师科的问题,实际是一种变相的“家庭破碎”(the broken home)问题,他在大陆的家庭,已因战乱而不能重建;他在台湾的家庭,也因战乱而不能新建。他的爱、他的感情,都没有归宿与寄托。他没办法“老吾老”,也没办法“幼吾幼”,最后“吾老矣”了,只好“幼人之幼”。他爱小孩子。更爱以前房东的一个两岁小女儿,他把自己的一无所有、自己的没有安全感,都投射在这小女儿身上,他希望这小女儿不要像他一生那样困苦失败、那样飘零而没保障。因此。他要想法子,想法子给这个小女儿美满安全的一生。

    道德问题

    当他看到国家银行千千万万的钞票放给特权、成为呆帐的时候,当他看到他牺牲青春、牺牲自己与家庭来捍卫的国家竟这样对待他的时候,当他看到这个国家如此缺乏公平与正义、公理与正道的时候,他涌起抢劫银行的念头,他终于在五十六岁的年纪,完成了这一任务。这样高龄又没有前科的银行劫犯,在犯罪学上,都是古今罕有的奇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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