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杰听命于蒋介石，签了《中苏友好条约》，卖了国。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三日，他向党中央报告，日记中说：

    ……外蒙，不能不承认其独立，但战争结束后三个月内苏联依约不能不自东三省撤退！……东三省之主权可以收回……蒋先生请大家起立表决，结果全体一致起立。

    由此可见，国民党不但主事者是卖国贼，它的团体也是卖国集团。在蒋介石面前，对卖国成果，无人敢于拒绝“起立通过”！

    讽刺的对比是，一九一二年，戴传贤主持上海《民权报》，就警告“蒙古去，而中华民国亦随之去矣！”一九一九年，“军阀”徐树铮收回了动摇中的外蒙。谁想得到，二十六年后，外蒙却在国民党手中失去。一九四九年，在“中华民国”亡国前夜，戴传贤自杀了，真应了一九一二年的预言：“蒙古去，而中华民国亦随之去矣！”

    戴传贤死在“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二日。他二十一岁办《天铎报》，惹出文字狱。二十二岁亡命日本，革起命来。二十三岁辛亥革命成功后，做孙文机要秘书。此后青云直上，二十八岁做大元帅府法制委员会委员，又兼帅府秘书长、外交部次长。三十五岁做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政治委员、宣传部长。三十七岁做中山大学委员长后改为校长。三十九岁做考试院长，长达二十年。最后做的是国史馆馆长和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以这种显赫的履历，可知他在国民党中的地位，是炙手可热的。但这个炙手可热的党国元老，却随“中华民国”之将亡，自己先死了。

    龙应台书中写了一个小军官的殉死，但那一死，只是鸿毛之轻，象征的意义有限；戴传贤却不然，他的自杀，有太多象征的意义。他的一生，随“中华民国”而兴、随“中华民国”而亡。但他在国民党中，是少有的颇有“纯纯的信仰”的一位，他关怀国民党的前途，总是真诚的、情见乎辞的。一九四四年，他在重庆曾家岩发豪语：“周朝的天下是八百年，国民党至少要掌握政权一千年。”这种“纯纯的信仰”，在国民党中，又有谁比得上呢？结果呢，“一九四九”到了，一千年的豪语，遭到挑战，戴传贤五十九岁，一死了之。象征一个时代的结束、也象征一个信仰的结束。多么可爱的“一九四九”，卖国的“中华民国”统治者，使“中华民国”沦为死尸；而统治者呢，却沦为守灵人，戴传贤死了，他留下了一个孽种，“过继”给蒋介石，孽种不是别人，就是“蒋纬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