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聚会。

    即使不得不出场，不得不交谈，也只是选择一些新出的黄色短信来让女同胞们惊声尖叫，调节气氛。而我的忧虑，我的欢乐，我的推心置腹，我的无话不说，让我自己也觉得肉麻而羞耻，他们变成了一群支离破碎的泥塑小人儿，被我关进深深的地牢，并在门上贴上了“不宜接近”、“小心！他咬人！”之类的标签。每当看着周围的人们充满自信地彼此交谈，野心勃勃，生活越来越有希望，彷佛永远活在阳光之下，我就五雷轰顶，心内如焚。我不断地生病，吃中药，写更低俗的短消息，来抒发自己那些不敢示人的情绪。说实在的，我越来越觉得，只有远离人群才能让我获得安全、安宁。才能让我看见心里的神明——以躲开他的追踪。我舅舅曾告诉我，即使我离弃了神，神也不会离弃我。这让我非常恐惧，以至于常常在走路时频频回望。我无疑是一个离弃了神灵的人。如果神灵真的找到了我，我会用所有的钱给他买张车票，让他走得越远越好。

    我已和包括哥哥在内的所有亲戚们疏远了联系。我早已过上天天洗澡的生活，不再能属于家乡，而我也学不会在肉里加糖，更无法属于此地。这让我消瘦，沮丧，像蜥蜴般容易激动。没有朋友的我，经常躺在床上默默流泪，幻想自己是各种温柔的事物，幻想自己在他们之中，不被歧视，安全，可以轻而易举地将人生蒙混过关。眼泪流干，幻想破灭之后，我只有拎着一副折叠板凳，光顾门外的一家酒馆，穿着尽可能随便，把自己打扮得尽可能像个真正的汉子，伸着脖子尽可能大声说话，叫一份红烧肚裆，一份酒香草头，一壶黄酒，迟到天色昏暗。喝醉了之后，我会给我做菜的师傅强行拉话。大师傅原籍山东，菩萨心肠，在确认了我的人生和他一样悲惨之后，还会把我送回自己的家，甚至表露过要把女儿嫁给我的想法。我拎着的折叠板凳是我从家乡带来的，它出自我的某位先祖之手，多年前，我揍哭了所有的表弟才抢到了这副板凳。我坐在这副板凳上会想起我的哥哥。我就想，我哥哥真是个传奇人物啊！当然，传奇人物他妈的都不会有什么好下场。他到了海南三年之后开始错字连篇地给家里写信，或者打回来一些断断续续的要钱用的电话。从那时起，他与家族之间的联系开始了缓慢的恢复。他开始理解家长们，家长们也开始接受他。这种彼此接受的原因，大概和我现在的感觉一样——我们都在变得越来越像我们那些失败的长辈，而长辈们也开始明白我们不可能像他们幻想的那样出色，除非我们不是他们亲生的。据说起先我哥哥在海南给一个日本人开车，开的是“林肯”（他在电话里相当得意）。再后来，那个日本人破产，欠了他一大笔工资没有发，只身逃回了日本。接着他只好去开出租车，开了一年多，觉得实在吃不了了这个苦，就去了一家专供外国人娱乐的赌场做发牌手。再之后的消息就开始模糊，语焉不详。最终，1998年，他终于从海南回了老家，见面跟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知不知道整个海南游几辆劳斯莱斯，几辆凯迪拉克？”他已经变成了一个胡子拉碴的老男人，身后带着一个矮小的南方女人，一个孩子，以及一大堆发出馊味的椰子。他身穿满是碎花大汗衫，喜欢去正派人都不去的露天茶座喝啤酒。邻里四座大惊小怪，呼之为“圣人蛋”。想到这里我哈哈大笑，一遍假装跟哥哥对话，一遍把自己喝的烂醉，我是酒鬼中比较安静的一种，每次喝醉，我都觉得那些芳香的酒味会在我身体发酵，变成山茶、茉莉一类的事物。而我清醒过来的时候，我又觉得自己根本没有自己幻想的那么美好，只不过是个悲伤的胖子罢了。虽然喝醉了，但我拎起板凳回家的时候还是非常小心，尽量沿着一条直线移动。那些喝醉了酒在城市路灯下大呼小叫、满载而归的人一定不是我这样子的。尽管羡慕他们，我仍然觉得自己缺乏经验——要变成那样，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