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文人对不朽的追求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中国历代文人都是非常追求“不朽”的，这个传统直到现在也没有消失，那些自认在搞文学创作的人，可以不为钱写作，但一定要为“流传”写作，写作的目的就是为了进入文学史，进文学史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流芳百世。

    据说中国人是不怕死的，但中国人害怕死后没人记得。要想死后不被这个世界忘记，只有两个方法，一个是生儿育女，让自己活在子孙万代的记忆里；另一个方法就是让自己活在历史里，所谓“留取丹心照汗青”。汗青是什么？就是史书，即历史。“留取丹心照汗青”就是争取让历史记录下自己的光辉业绩。这个丹心，可不是对某个女人的一片爱心，因为爱一个女人是不会被写进中国历史的，除非国家的存亡系于这个女人一身。

    武人可以靠征战疆场来建功立业。攻城略地，扩大版图，忠君报国，战死沙场，自然会被写进历史，虽然很可能只是史书上的一个数字，比如某战役多少多少人战死，但毕竟是进入历史了，而且事前谁也不知道谁会成为数字，谁会留下名字。也许人人都是奔名字而去的，但最终只变成了一个数字。

    文人要不朽，只能靠作品的不朽，因为无论谁的肉身都无法“不朽”，只能是“速朽”。要想作品不朽，当然得往大事上靠,所以中国文人一向信奉“文以载道”的创作原则，而这个“道”还不是个人的生存之道或爱情之道，而是那些伟大崇高光芒四射的“道”，最少得跟民族、国家、历史之类扯上关系才行。

    可以说，直到一九七六年为止，中国文学的客观实际就是如此，要写就写重大题材，爱情只能是调味品。作家这样写，批评家这样分析，读者这样期待。如果你光写爱情，尤其是如果你写一个“把女人当回事”“围着女人转”的男人的爱情，那你就别想什么不朽了，连发表的可能性都没有，即便发表也会被批评家评得一文不值，说你写得“单薄”，“庸俗”等等，而读者读了你的作品就会大失所望：这写的什么玩意啊？什么都没有，全都是爱情!

    像这样以男女爱情为主线的作品，不要说在那时，即便是到了今天，那些具有超强“不朽”意识的文人仍然会批评其“庸俗”，鄙视地称它为“言情小说”，说它没有《梁祝》那种反封建的高度，没像《罗密欧与朱丽叶》那样揭露家族世仇给青年人带来的危害，没有抨击文革的打砸抢，等等。即使赞美它，这些人也要扯到一些重大问题上去，似乎不如此就不能显示作品的重大意义，也就不能显示出评者的深谋远虑。

    我很怀疑生活中人们对爱情的不屑态度是受了文学作品的影响，搞得很多人——尤其是男人——把爱情与事业对立起来，仿佛只要不把爱情当回事，事业就必定成功，只要把爱情当回事了，事业就必然落空。

    但爱情与事业是两个可以互相兼容的概念，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也不是“你死我活”的关系。套用艾米的分析路子，爱情和事业这两个变量，最少可以有四种不同组合：

    1.爱情成功，事业成功

    2.爱情成功，事业不成功

    3.爱情不成功，事业成功

    4.爱情不成功，事业不成功

    如果考虑到爱情和事业都不止“成功”“不成功”两种可能，还可以有“比较成功”“相当成功”等可能，两者的组合方式就更多了。在现实生活中，也许爱情事业双丰收的例子不多，但不把爱情当回事、最后爱情事业双落空的却大有人在。

    不屑于爱情、只把爱情当调味品的中国文学，在文革期间也没幸免于难，统统被列为禁书。

    为什么文革期间要把凡是沾点爱情边的作品都打成禁书？这个问题恐怕只有那些发禁令的人才能回答得上来。如果说是怕爱情描写把青少年带坏了，似乎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