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从火车站出来，一言不发，女人就跟在他身后，一直到野地，开始脱裤子做爱，做完爱提上裤子走人，自始自终男女双方均无一句话语沟通，他们都不是哑巴，也没有失语症，完全凭男女双方的眼神交流就完成了一次性爱。”

    这就是周瑟瑟标榜的充满人性的“性爱”，而里的老三则被他称为“一个奇怪的男人在标榜自己不与恋人做爱”“所以我万分讨厌老三这个没有性的男人，他不配做男人，他不配做静秋的男人，他的死在今天看来是罪有应得”。

    另一个称得上“本能派”的是女作家陈岚，她指责里没有“真刀真枪”的性，是“阉割了性的爱情”，呼吁大家“警惕不开花的山楂树”。她也提供了一个很形像的小掌故来表明她所推崇的“真刀真枪”的性是什么样的：

    “古往今来，在礼教森严的古代，因为男女大防的缘故，少男少女甚少得见，于是，偶尔的金风玉露一相逢，便托付终身，迫不及待地就做下那事，古代白话小说《醋葫芦》里写得甚好，借媒婆之口道：哪一家黄花闺房的马桶里不曾淹过死孩子！有甚要紧！”

    显而易见，在“本能派”的字典里，所谓“人性”其实指的是“本能”，在他们看来，人有性冲动，就应该发泄，有没有感情基础不重要，认识不认识不重要，只要能发泄就行，如果做出了新生命，扔在马桶里淹死就是了，有甚要紧？

    这是人性吗？这是对人性的亵渎。

    什么是人性？顾名思义，人性就是人之作为人的性质，是人区别于其它生物的特性，其特点是对人或动物的关爱、同情或关心（marked by compassion, sympation for humans or animals，参见韦氏辞典）。

    人跟动物在性方面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人可以支配控制性欲，而动物只能受性欲支配控制。大多数动物都有所谓发情期，动物在发情期内，受本能的驱动，可以不管时间和地点地交配。而一旦过了发情期，即便有异性在身边出没，它也会无动于衷，视若无睹。

    而人则不同，人没有发情期，人一年四季都可以有性欲，人的性欲不光是生理的反应，也有心理的作用，是受大脑控制的。人看到那些能刺激性欲的画面，听到那些能刺激性欲的声音，甚至通过联想，都有可能产生性欲。同样，人也可以克制自己的性欲，不至于做出伤害他人、妨碍治安、违反法律的事来。

    人之所以成为人，成为万物之灵，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断超越自身的结果。如果人类有史以来一直是让本能牵着鼻子走的话，人就不成其为人了。

    人的本能总是受到社会的制约的，也许除了原始社会之外，人的性欲在哪个社会都是受到社会控制的，社会对人的性欲的控制，是通过宗教、法律、道德和文学艺术等来完成的。在宣扬禁欲主义的年代，人的性欲被看成是“肮脏的，邪恶的”，宗教这样宣扬，文学艺术这样描写，道德这样要求，法律这样维护，于是人不得不克制性欲，追求所谓宗教意义上的升华。我们可以说，那样的社会是反人性的，因为它对于人类没有“关爱、同情或关心”，压抑了人的正常性欲，扭曲了人性。

    一个禁欲时代的结束，往往跟随着一个纵欲时期的到来，即所谓矫枉过正。文革是个禁欲的年代，人们不仅不能谈“性”，甚至也不能谈“爱”，青年男女被逼着晚婚晚育，往往要晚到二十七、八岁才能从单位开到证明去领取结婚证。文革是一个公开反对人性的年代，“人性”被批为“资产阶级”的东西，“自由、博爱、平等”被当成“资产阶级温情脉脉的面纱”而被扯下来，踩在脚下，代之而起的是“对待敌人要象严冬般残酷无情”的“阶级性”。

    很明显，“敌人”这个词甚至不考虑对手品质上的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