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民为何不作为
找到替罪羊,安全、迅速扑灭打假扫黑,是唯一可行的方法。
龚建平很冤,也一点都不冤,中国体育主管部门从未想过要打假,始于11比2的这场打假风暴,只不过偶然地因为余东风的鲁莽、甲B五鼠的嚣张,才被迫在媒体逼近下展开的,它从一开始,就没有诚意,从一开始,就决定以牺牲某一个人的方式结束。
上面的故事,让我们可以理清,中国足球的假赌黑的来历:
一、从1978年亚运会被美联社记者的质疑可以看出,为了彰显“两国人民的情深谊长”,中国后卫不惜把对方的球碰进自家大门,以及让球却引起日本人反感的黑色幽默。这跟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有相当关系,一笑之后,甚至某种程度地谅解了它——只是特殊时代的“政治球”。
二、到了被忽略的1994年,当中国经济改革进入分水岭年份时,我们第一次知道中国足球是可以跟金钱扯上瓜葛的,虽然无法证明两支球队是否受贿,但全国球迷慨然认定这是外国反动势力诬陷我们——中国和中国足球都在改革,但并不包括价值观。这个谬误一直延续到现在。
三、1995年,改革的中国第一次进入到浩浩荡荡的城市化进程,到处都在修建高速路、高架桥、铺设漂亮草坪……而“职业”足球队也成为省市领导眼中另一条高速路或漂亮草坪——这是它的幸运和进步,但也是它的不幸和倒退,因为在行政干预下,它越发像经济的二奶,而不是独立的产业。成都保卫战是典型假球战例,与钱无关,与面子和人情有关,打着高尚的城市名义。
四、1998年的夜审陈亦明是一个进步,从成都保卫战全民欢呼,从球迷到媒体第一次开始自发地质疑假赌黑,经过高尚的成都保卫战后的假球泛滥成灾,人们开始正视困扰自己的问题。只是中国足球圈内部并不为所动,所以夜审又是一次失败。
五、1999年渝沈悬案,是积累多年得不到治理的“堂口足球”的大爆发,300万人民币表明,一直无视市场规律的中国足球,开始用非常奇怪的方式渗透进了金钱,甚至人情也是可以用钱来衡量的。但中国足协第一次也是极其业余的“算盘调查”因无司法援助无疾而终,这注定它会走向可怕的“盘口时代”。
六、黑色幽默在以几何级数增长,几乎在中国国家足球队首次打进世界杯同时,11比2横空出世,余东风这个“堂会足球”的代表人物,用自杀性的方式创造了世界纪录,也宣告一个足球分封时代的结束。我们本来再次拥有机会,可袁伟民为首的体育官员,强行封杀了触手可得的打假机会,但这不怪他,因为他也是这个体制的一部分。
就是这样,中国足球一步步地从“政治球”“人情球”“名片足球”,走向“堂口足球”,走向“盘口足球”,万劫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