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的需求，在把大连化学建材工业园做强做大的同时，在成都、嘉兴、天津、珠海建设化学建材工业园，形成了五大生产基地。而2002年，正是实德买下川队，以四川大河名义征战甲A的时候。当时徐明利用足球打开了西南建材市场，建成成都化学建材工业园，完成建材产业布局。2003年实德则把“实德二队”赛德隆变成珠海安平，为珠海的工业园“助威”。就在G7革命流产后，徐明仍然第一时间赶到重庆，一方面与政府商谈共建石化项目，另一方面，也约见了当时心生退意的力帆俱乐部老板尹明善。生年属鼠的徐明绝不猥琐，想象中就像曹操，把自己的产业园和足球队，当成80万水军，铁锁横江。

    徐明和张海的不期而遇，是两位造系者思想结合的契机。如果G7所提介的“职业联盟”得以实现，那么徐、张两人将是“实业挂帅，资本开路”的美好组合，也许某一天他们会分道扬镳，但他们为足球赋予的纯行政体制之外的思路，未必不是一次可资借鉴的尝试。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后，胡耀邦总书记接见体委主任李梦华，并叫上刚刚获得奥运冠军、并已夺得五连冠的女排主教练袁伟民。其间，胡耀邦特意提到，小袁不错。不久组织部来人找袁伟民谈话，不久，袁伟民从副处级干部连升四级，成为体委副主任。

    中国并不缺乏这样的传奇，就像当年胡耀邦也曾在深圳蛇口接见炮兵团长袁庚，开始了蛇口开发区一段辉煌的历史，新中国神奇的经济发展史中遍布着这样的故事。但于中国体育而言，只有那个政治挂帅的年代，才会出现袁伟民的神话，但却成为绝唱。至于足球，早到贺龙以下，就不可能再放到意识形态的高度来加以对待，这注定了一套一成不变的框架，死死地封闭了所有改变的可能性，我们不可能想象，哪位国家领导看到大连足球搞得好，随口说一声，让小徐来当足协主席吧。这意味着，足球管理足球，首先必须守住既得利益，并且封杀所有可能危及既得利益的改革派，在某种情况下，出于“活水养鱼”的原理，甚至可以允许适度的交易。证监会不可能不知道股市里存在着无数的“操盘手”，但杀与不杀，视大小程度而定。

    徐明和张海，就是在谋求最大的可能性。他们的胃口，他们的见识，都注定他们不会满足于一般的小打小闹。造系，是他们的手段，如果情况理想，职业联盟得以成立，就意味着资本的话语权得到体现，G7就是欧洲足球的G14，可以在公开的层面上推行足球的产业化，这是上策。如果状况糟糕，足协管理体制雷打不动，那么实德系加上张海系，再辅以时日，就是中国联赛中最大的“地下操盘手”，聚合度越高，就预示着利益最大化。

    但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明面上讲，职业联盟是对足协权力的挑战，中国足协以行业协会之名担行政管理之责，至少在现阶段，还没有看到退化为英足总的迹象;暗地里说，如果小系并成大系，就是大到足以跟证监会抗衡的操盘手，是另一个来自民间的中国足协，那还了得？

    当年，足协联赛部主任马成荃曾经几赴成都，查找徐明制造关联关系的材料，最后真扛回来一麻袋证据。但现在看来，这一麻袋证据其实只是为了让事情办得更讲究程度一些，缺了这一麻袋，难道足协就没有别的办法？讲理，是因为还有兴趣跟你讲理，就像G7革命最后的结局，阎世铎满脸微笑听代表们念完了几万字的演讲稿，听到酣入，阎主席突然变脸，一拍桌子：“你们把中国足协的权威置于何处？”然后一帮人无语，散会，走人。

    轰轰烈烈的G7革命，在一定程度上的确代表了某种先进思想的斗争性，但徐明、张海等人天生的趋利性，也必然使自己成为一种专制体制下的黑色幽默。G7革命毕竟暴露了他们的行藏，如果不是当初这些人怀抱着让理想登堂入室的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