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领域。在他心目中，前朝旧事只不过是明朝现实而已。

    在历史的沉思中，王夫之得到了一个启示，就是“事随势迁而法必变”。他从远古人类的“异于禽兽无几”与今天人类文明中看到了“世益降，物益备”；从三代的“沈酗”、“淫奔”、“黩货”与唐代的“天下帖然受治”中看到了今未必不如昔；从三代的封建诸侯与秦始皇改郡县制的成功中看到了“势相激而理随以易”。历史的变化使王夫之得出了一个哲理性的结论：“势之顺者，即理之当然者矣。”也就是说，顺应历史潮流的就是合理的。王夫之否定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天经地义的结论，从历史变化上指出了顺应“势”者才合天理，无疑是重大的进步。

    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曾国荃曾重刻《船山遗书》，共56种，288卷。曾国藩亲自校阅其中的部分著作并写了序言。因为此书刻成于南京，而南京古称金陵，所以被称为“金陵本”或“曾本”。随着王夫之著作的传播，他的学术成就和历史地位才逐渐被人们认识，他的影响与日俱增。维新志士谭嗣同在《仁学》一书中盛赞王夫之，他说：“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