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时代的皇帝贵为一朝天子，掌握军国大权，富甲天下，可谓尊贵至极，权力上也达到极致。可是自有那平民百姓“拼得一身剐，也敢把皇帝拉下马”。明朝末年，宦官专权，党争不断，皇帝的权力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其中有几个较有影响的事件“梃击、红丸、移宫”被后世称为“晚明三案”。

    事情要从明神宗朱翊钧的时候说起。神宗有两个儿子。长子朱常洛为王恭妃所生，次子朱常洵为郑贵妃所生。朱翊钧宠爱郑贵妃，有意立朱常洵为太子。根据明朝各代立皇太子的一般原则，应当是“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即嫡长子继承制。嫡子必须是皇后所生，现在皇后无子，自然应当以长子为尊。因此，多数大臣主张立朱常洛为太子。皇帝和大臣相持不下，册立太子一事久拖不决。此事自然错在神宗，但神宗贵为天子，对大臣们的干预当然很恼火。作为报复，他开始对国家事务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不上早朝，不批答奏章，不主持祭祀仪式，不出席讲筵（大臣向皇帝讲课），不任命官员。但是，他对聚敛钱财的事情却抓得很紧，委派宦官担任矿监、税使，搜括民脂民膏。而且每天都要饮酒，喝得烂醉如泥，醉酒之后还要大撒酒疯，左右说话稍不留意，就会被他下令责打致死。

    太子是“天下之本”，神宗朱翊钧与朝臣们在立太子一事上僵持了15年，历史上称之为“争国本”。最后，皇帝还是妥协了。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神宗册立朱常洛为太子，并封朱常洵为福王。照例，封王年满14岁即应前往封地，无事不得入京。朱常洵却假装不知，仍然滞留北京。

    太子虽立，福王仍未死心，“争国本”的事情还在继续。后来相继发生的“梃击”、“红丸”、“移宫”三大案，就是“争国本”的余波。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5月，一男子手持木棒，突然出现在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门前。他将守门太监一棒打倒，冲进门内，直闯太子寝殿，太监们慌忙将他捉住。神宗吩咐，将嫌犯送交皇城保卫部门审问，巡视皇城的御史刘廷元审问后向神宗报告。原来嫌犯名叫张差，家住蓟州井儿峪，行为癫狂，但相貌言谈颇为狡猾，应该严加讯问。神宗又吩咐送交刑部复审，刑部郎中胡士相复审后，认为张差确实是个疯子，并判了斩刑。提牢主事私下里套问张差，张差供出是宫里的太监将他引到慈庆宫门前的，提牢主事将这个口供转告给刑部侍郎张问达。

    事情传开后，很多朝臣都怀疑是郑贵妃和他的哥哥郑国泰阴谋策划借张差之手伤害太子。御史过庭后发文给蓟州地方官，命他们查明张差在井儿峪老家的情况。蓟州知州戚延龄经过调查认为张差在家里就已经得了疯癫病。张问达采纳刑部员外郎陆梦龙的意见，下令刑部十三司对张差进行会审。参加会审的其他官员都知道事关重大，不敢深究，惟独陆梦龙审问得特别认真。张差供出给他引路的太临是庞保、刘成两人，这两人对他说：“打死小爷（指朱常洛），有吃有穿”。庞保、刘成都是郑贵妃手下的太监，再往下查，势必牵连到郑贵妃。

    神宗朱翊钧已经25年不见群臣了，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他不出面就无法收拾。于是，他召见大学士方从哲、吴道南及文武百官，拉着太子朱常洛的手对他们说道：“这个儿子很孝顺，朕特别喜欢他。你们这些宫外的臣子，不要动不动就散布流言，离间朕父子！”他回头对朱常洛说道：“你有什么话，就在这里对他们统统说出来。”朱常洛对百官说道：“张差是疯癫之人，赶快把他处决算了。我父子何等亲爱！外面议论纷纷，都是不应该的！再议论下去，你们就是心目中没有国君的臣子，还害得我要成为不孝的儿子了！”神宗导演了这一幕父子双簧，群臣无话可说，“梃击”一案也就不了了之。

    泰昌元年（1620年）8月，明神宗朱翊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