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封建社会长达两千年之久，历朝历代赋税制度多有变革，时而增加名目，时而又将众多名目合而为一。但其中却有一条根本的规律，由于最早是由黄宗羲提出，所以称为“黄宗羲定律”。黄宗羲认为，税种繁多时虽有官吏从中渔取私利的弊端，但这些税种包括了能够“巧立”的一切“名目”，使后来者难以再出新花样。合而为一之后，名目尽失，就正好为后人新立名目创造了条件。时间推移，人们“忘了”今天的“正税”已包含了以前的杂派，一旦“杂用”不足，便会重新加派。黄宗羲精辟地将这一道理总结为“积累莫返之害”，后人则因此称之为“黄宗羲定律”。

    比如，唐初的租庸调制度本来分为土地税（即“租”，征收谷物）、人头税（“庸”，征收绢）和户税（“调”，征收麻布）。晚唐杨炎改革为两税法，全都以占有土地和财产的多少为标准来征收，表示没有了户税和人头税的名目，实际上却都已并入土地税中。相沿至宋朝，一直没有从中减去户税和人头税，然而却在此之外又开征新的人头税目（“丁身钱米”）。后人习以为常，认为“两税”只是土地税，“丁身”才是户税和人头税，其实那是重复征收的。如果当初不把庸、调之名目取消，何至于此？所以杨炎的税制改革一时有小利，却给后世留下大害。

    到明代，在两税、丁口税之外，又征劳役（力差）和代役租（银差），本来是十年轮一次的。嘉靖末年改革为一条鞭法，把两税、丁口、差役和各项杂派全都归并到一起征收，原来每十年中轮值一年的差役负担，如今分摊到十年里征收了。这实际上是把银、力二差又归并到了两税中。但不久每到轮值之年，各种杂役又纷纷派了下来，后人习以为常，认为“条鞭”只是两税，而杂役则是该着轮流当差，谁知道那也是重复征收的？如果当初不取消银差、力差的名目，何至于此？所以一条鞭法也是后患无穷。

    到明末，朝廷又先后加派旧饷（辽饷）500万两，新饷（剿饷）900万两和练饷730万两。户部尚书倪元璐要改革，又把三饷归并为一，实际上是把这些杂派又并入了正税（“两税”）。清初人们以两税之征为理所当然，岂知其中包含的三饷加派正是导致明朝灭亡的原因之一！设若三饷之名目不改，人们或许还会顾其名思其义，知道这是税外的加派，以后再加不得了。这样每改革一次，负担就加重一层，老百姓还有生路吗？

    就这样，历史上每搞一次并税改制，就会催生出一次杂派高潮。现代有史学家把这“黄宗羲定律”用公式表示，即：

    两税法=租庸调＋杂派；王安石役钱法=两税法＋杂派=租庸调＋杂派＋杂派；一条鞭法=王安石税法＋杂派=两税法＋杂派＋杂派=租庸调＋杂派＋杂派＋杂派；倪元璐税法=一条鞭法＋杂派=王安石税法＋杂派＋杂派=两税法＋杂派＋杂派＋杂派=租庸调＋杂派＋杂派＋杂派＋杂派；地丁合一=……=租庸调＋杂派＋杂派＋杂派＋杂派＋杂派。

    “黄宗羲定律”所反映的实际上正是专制王朝时代的又一个怪圈。

    唐朝建立以后，面临着严峻的社会问题。隋末农民大起义极大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力，人口大大减少，无主荒地增多，政府收入大不如隋朝鼎盛时期。为稳定统治基础，增强国力，唐朝前期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

    均田制始自北魏，历朝多有变更。唐初为恢复生产，保证税收，在隋代均田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唐于武德七年（624年）、开元七年（719年）、开元二十五年（737年）三次颁布均田令，取消了前朝奴婢、妇女及耕牛受田的规定，放宽了土地买卖的限制。

    政府颁给成年男子（21-60岁）和18岁以上的未成年男子各授永业田20亩，口分田80亩，其他为户者和老、寡、